盤點中國歷任外長:唐家璇內斂李肇星親民

　　紅色十外長的政治光譜(下)

　　趙博淵

　　周恩來、陳毅、姬鵬飛、喬冠華、黃華之後，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空降過來的吳學謙成為新中國第六任外長。

　　吳學謙，江蘇嘉定人(1958年後嘉定改屬上海)，1921年生，1948年成為地下黨上海市委成員；建國後先在團中央工作了9年，後任職于中聯部，長期與西亞和非洲未建交國家打交道；“文革”時受衝擊，1982年4月轉至外交部任副部長，僅僅7個月後就取黃華而代之。

　　吳學謙上臺時的中國已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外交也要為經濟工作服務。吳一上臺，中國便批准了加入關貿總協定(WTO前身)的申請報告。在政治領域，吳主要負責中蘇關係正常化和中英香港談判，後來還兼對臺工作。對蘇關係由於黨內意見不統一，中方步子不敢邁得太大，而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3年內相繼去世，也使得談判難以連貫，一直拖拉著；香港談判倒是比較順利，吳外長和英國外相關係也不錯。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黨總書記職務，作為老部下的吳學謙亦受到牽連，但安然過關，至1988年更擔任李鵬手下主管外交的副總理。

　　或許是青年時代長期從事反國民黨學生運動的緣故，吳的氣質更像一個學生幹部，官場糾葛甚少，是個純粹的職業外交官僚。他好讀書，性格嚴謹，做事踏實，甚至有些刻板。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內才允許外事人員出國帶家屬，但他本人卻從來不帶；外交官外訪時抽空遊山玩水本是常事，唯獨吳不好此道。吳最大的優點在於勤勉肯幹，但1988年底，他因健康問題被免去外長職務，由副部長錢其琛接手。

　　錢其琛，江蘇嘉定人，1928年生於學術世家，14歲入黨，從事學運工作，但未讀過大學。建國頭幾年，他供職于團機關，1954年派往蘇聯中央團校，畢業後在駐蘇使館工作，1963年回國到高教部(1966年併入教育部)擔當留學生工作；“文革”時受衝擊，被下放；1972年恢復工作後，重新派駐莫斯科任使館參讚；1974年升任駐幾內亞大使，1976年回國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1982年任副部長，年僅54歲，這端賴胡耀邦倡導的幹部年輕化、知識化新風所賜。

　　錢其琛從進入外交系統那天起就與俄國人結下了不解之緣。1950年代留學正逢中蘇蜜月期，1960年代回國正值翻臉，1970年代受衝擊也與留蘇不無關係，1980年代中蘇關係緩解，錢其琛迎來了外交生涯的第二春。自1982年起，他就在談判桌上與蘇聯人就消除“三大障礙”軟磨硬泡，但直到立場溫和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後，事情才出現轉機。1989年，中蘇關係正常化，可是蘇聯的路也快到盡頭了。

　　1989年于中國和全球局勢都是一個大變之年。對中國而言，由於遭受西方制裁，關貿總協定談判被迫中止。而在歐洲，各社會主義國家亦動蕩不安，前景不妙。東歐劇變後，1989年底美蘇馬耳他峰會明確宣佈結束冷戰。錢其琛上臺僅一年，就面臨立國40年未遇之大變局。當時鄧小平提出了28字方針，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對錢而言，如何適應後冷戰時代的新環境和應付中美蘇力量平衡打破後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國外交的遠近期目標。

　　該方針在錢任內具體表現為三個層次：若非原則問題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底線；與俄、歐、日深化關係，以多元外交分散風險的中程目標；與世界接軌，加速融入國際社會的長遠任務。以此觀之，除了1996年臺海危機外，中國都極力避免和美國正面衝突。在多元外交方面，錢其琛雖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國外交的大勢卻肇基於其任內。譬如1989年，他就借赴日參加昭和天皇葬禮之機與東南亞第一大國印尼交涉，結束了雙方自1965年以來的敵對狀態。1991年，錢其琛出訪原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時提出“三超越”原則，即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差異。三原則雖較理想化，但符合冷戰結束初期的國際氣候。而在國際化方面，錢參加的各類區域及國際政經會議就很多，入世談判也在他任內獲得根本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還有吳學謙設想、而由錢一手創建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這一制度是外交部自身與世界接軌的表現。在硬實力不如人，缺少話語權的前提下，發言人事實上成為了中國外交的一張軟王牌，于中國外交突出重圍功不可沒。

　　吳、錢二人生於1920年代，建國時恰逢青春，故接受過較系統的外交培訓，是第一代職業外交官僚的傑出代表。這批職業外交官的冒頭，標誌著粗放型的中國外交開始轉向細化。同時，轉型客觀上又是受冷戰結束大氣候的威壓所致。正由於兩者的契合，才有了1990年代穩中求升的外交新局面。

　　有所側重的傾斜外交

　　錢其琛于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璇。

　　與其他外長皆擅一門西方語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璇雖然也學過英語，但卻是靠日語專業吃飯。這個江蘇鎮江人的工作履歷較為簡單，從在廣電系統擔任翻譯到調入外交部，再到外派，一直擔任涉日事務。不過，這按部就班、波瀾不驚的仕途在1991年起了深刻變化。在日軍遺留化武傷人事件中唐家璇的強硬表現博得高層讚賞，同年被破格調回外交部擔任部長助理，歷任副部長、部黨委書記，直至成為部長。

　　唐的上位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冷戰的結束對中國外交的衝擊是全方位的，不僅中美關係惡化，就連1990年代前期還不錯的中日關係也因歷史、教科書等問題出現裂痕。而美日同盟不僅未因冷戰結束而解除，反倒重新強化。這無疑令中國感到不安。另外，因臺海危機而激化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對決策造成的輿論壓力也不容忽視。世紀之交的中國外交大致分兩條主線：繼續對美緩和；開始對日強硬。是高層選擇了唐來貫徹實施該策略，而非唐的上位促成了對日強硬。除了唐，好幾位外交實權人物如武大偉、王毅都是涉日背景。

　　由於權宜性太強，又只看到了中日關係的美國因素，卻忽略了中日自身的變化，這樣的傾斜策略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1998年11月中日關係轉冷。另一方面，中美關係也未因緩和策略取得進展，相反還發生1999年駐南斯拉伕使館被“誤炸”事件。2001年，新保守主義的布什共和黨政府一上臺，就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而更強硬的小泉純一郎執掌日本無異於雪上加霜。

　　緩美迫日的策略顯然難以為繼，2001年由此成為中國外交的又一轉型之年。當年911事件爆發，中國在第一時間發電慰問，並表示將協助美國反恐，從而取得美國的初步認同。而2002年起惡化的朝核問題也為中美關係的改善提供了契機。通過911和朝核問題，中方深刻認識到汗水比口水值錢，語言解釋遠不如實務合作來得有效。2003年，中國正式介入朝核問題，之前又恰逢黨十六大和兩會換屆，唐家璇的外長職務隨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

　　總的來説，唐家璇是10位外長中性格最不顯山露水，同時最不好評價的一位。外界對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穩的作派和內斂陰柔的作風外大致無他。而無論職業表現還是公開言論，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個老練的政治家。

　　唐家璇之後，接任的是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生於山東青島的農民家庭，北大畢業後經短暫進修調入外交系統。在他的職業道路上有兩位引路人：岳父秦力真和恩師錢其琛。就影響的深遠程度而言，錢的作用更大一些。1970年代，李在肯尼亞大使館工作了7年，後調回新聞司幹了5年，接著又外派萊索托兩年；1985年至1990年擔任新聞司副司長和新聞發言人，外交部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就是由他擔任翻譯；其後任部長助理，1993年出任駐聯合國大使，1995年回國任副部長；1998年出任駐美大使，2001年再回國任副部長。在唐家璇外長任內，讓接班呼聲甚高的李派駐華盛頓一段時間，也是決策層外交戰略調整的表現。

　　李的履歷表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都是令人稱羨的：基層經歷、總部任職、大國派駐一應俱全。若非當年對日外交的需要，剛從紐約回國不久的他，也有接替錢其琛擔任外長的資格。這一步晚，對他的仕途牽制頗大。當李任駐美大使時，中美關係墜入低谷，所以在他就任外長後，修補改善中美關係、維持合作就成為工作重點，尤其是在朝核問題上的政治合作必須維持下去。問題是，布什政權鷹派色彩濃厚，平壤也不好説話。結果，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宣告了六方會談的失敗。儘管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的合作關係並未解除，但中國外交威信受損和美國對中國期望降低的事實不是幾句外交辭令就可以抹殺的。也就是説，李肇星沒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務。這個責任不應由李承擔，因為負責六方會談的並非知美派，而是亞洲司出身的知日派。李任內忙得最多的是應付中美之間的經濟摩擦。

　　綜觀李的4年任期，除了幫助中國企業大規模重返非洲外，似乎找不出更多可圈可點之處。倒是他在新聞司練就的嘴皮子和寫詩的愛好為他掙了不少加分。他的公開言論很多，雖不乏才思敏捷的應對，卻總讓人感到一絲刻意的強硬。這種強硬作風在駐美時就多有表現，可説是發言人的職業慣性和後冷戰初期特殊政治環境的綜合産物。只是，身在外長高位，很大程度上卻仍在幹發言人的活，這究竟是個人定位問題還是無奈的選擇，只有李自己知道了。

　　李一開口，最高興的是記者和部分愛國青年。但在筆者看來，李肇星任內最值得稱道的成績不在外交業務，而在於推行外交部自身的平民化路線。他上網和網友聊天，和學生交流，開放外交部檔案給公眾，甚至開放外交部供公眾參觀，這些務虛的姿態短期內效果不錯，同時更是外交部職能及工作作風轉變的開始。長期以來，外交部總給人一種高高在上之感，與公眾距離甚遠。由於其業務與公眾生活沒有多少交集，公眾也無所謂。但隨著對外交往擴大深入，國人海外遇險的事情增多，外交部“兩耳不聞布衣事，一心只為朝廷計”的傳統作風深受詬病。自李任內起，外交部的“為國服務”開始向“為民服務”轉變。2004年，新設的涉外安全事務司就是負責保護中國公民海外權益。

　　在10位外長中，城市或城鎮出身者佔多數，少有幾個農村出身也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李肇星是唯一一個純農家出身。他憑藉自身努力成為外長，並推進外交部的大眾化，本身就頗具政治象徵意義。

　　2007年，李肇星因到退休年齡而卸任，接力棒傳到了副部長楊潔篪手中。

　　楊潔篪生於1950年的上海，是首位建國後出生的外長。楊的外交履歷較簡單，從最早任英文翻譯到任駐美使館秘書、參讚，接著在總部美洲司任職，再到外派美國任公使；1995年回國任部長助理，1998年升任副外長；中美關係惡化後，重新派往美國任大使；2004年任滿回國，擔任副外長，直到2007年轉正。從加入外交部那天起，楊的工作都和美國打交道，34年中有12年在美國度過，是個很純粹的美國通。選用這麼個美國通接替同是美國通的李肇星，決策層的意圖不言自明。

　　楊的運氣很好，雖然一度因“文革”而輟學，卻趕上了順風車，被外交部選送到英國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與他同一批的王光亞、龍永圖、周文重、沙祖康等人也都成為後冷戰時代中國外交的中堅力量。回國後，楊因外語水平出色被安排到翻譯室。1970年代，他曾擔任過老布什的翻譯，並與布什家族結下了不錯的私人關係，老布什甚至昵稱他為“老虎楊”(虎年出生，名字帶“虎”)。當然，此時楊不會未卜先知老小布什日後先後成為美國總統。但正由於這份交情，楊仕途順利，不僅屢屢創下外交部的年齡紀錄——最年輕的駐美大使和最年輕的副外長、外長，更促成小布什破例邀請江澤民主席到德克薩斯州的私人農場作客。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楊潔篪的仕途固然有私交的幸運成分在內，但接任外長反倒與之關係不大。畢竟2007年的小布什政權已經日薄西山，要走私人路線時間上太遲，更何況私交的融洽並不能扭轉國家哲學層面的分歧。個人能力和戰略需要是楊得以上位的主要原因。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後，上任大使不久的楊就通過答CNN記者問的方式取得美國主流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大亮點，也為他贏得了美國政界的認可和信任。所以，在李肇星之後的知美派當中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楊潔篪的性格氣質和兩位前任迥異，看不到強硬的氣息，反倒和更早的吳學謙神似。這樣的性格在外交領域自然不能為公眾提供低層次的審美衝動，譬如楊一上臺就有網民説小家子氣的上海人做外長中國外交必定要軟弱，但於事業則利遠大於弊。另外，去年發端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更廣闊的空間，楊大有可為之處甚多。

　　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外交可以説是一個尋找支柱的過程。自蘇聯解體起，中國的外交思路幾經變動，但最終還是將戰略基軸鎖定到中美關繫上。在新聞司、亞洲司出身的外長各領風騷四五年後，美洲司科班出身的楊潔篪終於能夠以對美外交統攬全局，可算是一大突破。然而，中美制度、價值理念、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距決定了此途多歧路。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的涉外領域，作為國務委員的戴秉國不時出面分擔外長的重任，譬如參加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裏的戰略對話，臨時代表胡錦濤出席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對話會。這種中國特色的外事安排，與中國外交在原則性和靈活性上維持平衡的方針，以及外交部在開展棘手和複雜工作時需要中聯部、安全部、商務部等部門的大力配合是分不開的。

責編：張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