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宋 嵩
在新中國的版圖上，中部6省恰像一隻螺號，湖南江西是螺口，山西是螺尾。長江黃河橫貫其中，風鳴浪吼；京廣鐵路縱穿南北，鐵流激蕩。
初秋時節，我們走三湘、入鄂中、看皖北……領略這片熱土的發展激情。六十載歲月，中部地區的變化天翻地覆。現在，這只螺號正蓄足風、鼓足勁，發出歷史上的最強音。
發展戰略
板塊效應初顯成果
改革創新敢為人先
安徽鳳陽小崗村紀念館的一組群雕，讓我們的思緒飛回31年前：18位農民圍坐方桌旁，在一紙文書上畫押。1978年冬天，小崗村“分田單幹”，拉開了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序幕，成為我國農村改革史上的一座豐碑。
中部6省，承東啟西，接南進北，吸引四面，輻射八方；中部地區農業發達，氣候適宜，歷來有“湖廣熟、天下足”、“中原大糧倉”的説法。如果説，東部、西部大發展是中國騰飛的雙翼，那麼，中部則是當仁不讓的“脊梁”。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部地區基本上一窮二白。據統計，1949年湖北省農業總産值10.72億元，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只有67.1元。上世紀50年代的土改運動，讓農民煥發了高漲的熱情。60年代的“三線”建設，使中部的工業基礎得以夯實。改革開放以來，中部6省靠全國1/10的土地，承載了全國1/4還多的人口，創造了全國約1/5的GDP。作為我國人口大區、經濟腹地和重要市場，中部6省在全國地域分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2007年以來，中部地區多項經濟指標增速高於東部、西部和東北，凸現中部“板塊效應”，“中部崛起”開始從國家戰略變為經濟現實。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部板塊也相對平穩。今年第一季度，中部地區城鎮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長34.3%，比全國平均高出5.7個百分點，其中有4個省的增幅達到2位數。
“中部6省由計劃經濟時代的超前，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塌陷’，再到現在尋求機遇重新崛起，畫下了這樣一個形狀。”湖北省委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趙淩雲，用手指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之”字，一字一句道：“中部崛起，正當其時！”
而更重要的是，中部的廣大幹部群眾從來不缺乏改革創新的勇氣：率先在全國掀起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率先建立全國第一個小商品批發市場；率先在全國完成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率先建設國家“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有這樣敢為人先、不斷創新的精神，人們相信，中部崛起指日可待。
從1957年一橋飛架長江南北，到葛洲壩工程為千家萬戶送去光明，再到舉世聞名的三峽工程；從上世紀80年代初星火燎原的漢正街小商品集散，到當下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強有力的輻射帶動；從零打碎敲、不成規模的文化和旅遊，到迅猛崛起的文化“湘軍”、風行一時的紅色旅遊……中部6省圍繞改革、創新這條主線，奏響雄渾的交響樂，讓中部人奮勇崛起的心聲響徹寰宇。
糧食高産
科技攻關提升産量
制度變革釋放活力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河南人的日子還是‘紅薯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到70年代末，大部分群眾‘白麵、細糧吃全年’。1983年，咱省向外調出小麥30多億公斤……”談起河南糧食生産的發展，一位老幹部感慨不已。
金燦燦的小麥、白花花的大米，自古以來，中部便是全國糧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中部的責任不言而喻。
可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畝産只有一兩百斤的現實，似乎讓“大糧倉”的美譽難以名副其實。1949年，産糧大省河南的糧食畝産只有69公斤，全省45%的耕地荒蕪，大批災民離家逃荒。
科技，讓河南省糧食綜合生産能力不斷提高，年糧食總産由1978年的200億公斤，先後跨上了300億公斤、400億公斤和500億公斤3個大臺階。從2004年開始，連續6年實現夏糧增産！2009年，河南夏糧産量達306.5億公斤，大旱之年小麥産量不降反升，比去年增産0.5億公斤。
有這樣一張經典的老照片：一片金黃色的稻田中，一位老人輕輕地撫摸著沉甸甸的稻穗，眼神中充滿期盼。老人的名字叫袁隆平。
1959年至1961年我國經歷“三年自然災害”，時任湖南省安江農校教師的袁隆平下決心攻關高産水稻，讓老百姓不再挨餓。那時，雜交稻研究是公認的世界難題。但袁隆平最終破解了難題，培育出“二九南１號”、“三係雜交稻”、“兩係法雜交水稻”和“超級雜交稻”。
1976年，雜交水稻率先在湖南大面積推廣，當年就推廣了208萬畝，全部增産20%以上。
如果説，科技攻關，讓土地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力，那麼制度變革，更讓中部廣袤的農村，迸發出無限的激情。
安徽鳳陽小崗村所在的滁州，糧食總産從1949年的8.35億斤提高到2008年的82.46億斤，增幅高達887.6%。僅改革開放30年來，就累計為國家提供商品糧1000億斤。
30多年後，&&“大包乾”的18位村民之一的關友江老人感慨道：“從吃不飽，到豐衣足食再到小康，改革讓我們趕上了好年景。”
每一次制度變革，都是農村生産力的巨大解放，都意味著糧食産量的迅猛提高，農民收入的可喜增長。近年來，中部地區每年糧食産量約佔我國糧食總産量的40%。
堅決貫徹落實中央的強農惠農政策，激發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建設打造科技創新平臺，重視良種推廣，促進技術應用，科技創新增強了農業的發展後勁；率先實施農村綜合配套改革等，制度創新為農業發展注入了內在的活力。中部“大糧倉”越來越為世人矚目。
工業進步
高新産業後來居上
整合資源轉變方式
解放前，株洲僅有兩家殘缺不全的修理工廠和幾戶零散的手工作坊。舊政府在湘潭搞“工業區”，五六年僅建成一個電燈泡廠，生産一年多便停工了。而如今的株洲和湘潭，已成為中部工業重鎮，成為湖南的“核心增長極”。
1955年，武漢青山腳下，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投資建設的第一個特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武鋼破土動工。1958年9月13日，武鋼第一號高爐出鐵，年設計産量80萬噸左右。2001年，經過技改後的1號高爐年設計産量達170萬噸左右。如今，武鋼現代化的5號高爐，年設計産量已達250萬噸左右。2008年，武鋼累計産鋼2.2億噸，實現利稅1157億元。
武鋼科學研究院博士孔君華説：“武鋼的每一步發展，離不開科技進步，科技創新！”作為第一個擁有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鋼鐵企業，武鋼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雙高”産品的比例達80％以上。
雖然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但中部在改革開放後，工業化水平明顯滯後，産業結構畸輕畸重，工業增長方式還比較粗放。中部崛起，難點在農業，出路在工業。以科技謀發展，以改革尋突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成為中部各省的共同選擇。
以高新園區為載體，以科技體制創新為動力，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這幾年，湖北省高新技術産業一直保持24%以上的增幅，2008年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達1105億元，佔全省工業增加值的28.8%。“騎著自行車進光谷，開著小車出光谷！”武漢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劉傳鐵用這樣一個比喻來形容高新技術産業的創業效應。
“十五”以來，湖南省高新技術産品産值年均增長26%，特色裝備製造業、信息化工業，已成競爭優勢。來自湖南省高新辦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湖南省高新技術産業完成産值1832.18億元，同比增長19.6%。
山西，作為國家能源基地，源源不斷地向外輸送煤焦資源。然而，“一煤獨大”的模式，也一直讓山西飽嘗“苦酸”：水資源損耗，土地塌陷，地面懸空，地質災害……
“山西經濟已到了不轉不行、非快轉才行的地步。”早在2006年，山西就提出全面轉型，2008年開始，山西省加快了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步伐。今年又規劃年産30萬噸以下的煤礦全部“壽終正寢”；兩年內，在現有2598座煤礦的基礎上消減1000座，大集團煤炭企業産量佔全省的75%。“有水快流、分散辦礦”的粗放式辦礦模式，在山西退出歷史舞臺。
近年來，農業大省河南依託糧食優勢，積極發展糧食精深加工，推進農業産業化。“雙匯”、“三全”、“蓮花”……這些家喻戶曉的名牌産品，如雨後春筍般涌出。在國內市場上，每3.5袋方便麵就有一袋是河南生産的，每10個速凍水餃，有6個“出生”在河南。巨大的農業資源優勢，豐富的廉價勞動力，1億多人口的消費潛力……這些曾經困擾河南的“包袱”，如今成了最大的優勢。
民生和諧
大力投資公共服務
提升百姓幸福指數
血吸蟲流行區的安徽省青陽縣河西村剛剛建成兩座供水池，將清澈山泉引入家家戶戶，村民們改廚、改灶、改廁，紛紛建起沼氣池。村民錢立發感慨地説：“現在有了乾淨衛生的水，生産生活的勁頭都上來了。”
血吸蟲、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這些曾經困擾中部各地百姓的地方病，如今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新中國成立初期，安徽省有血吸蟲病病人40余萬人，晚期血吸蟲病病人近3萬人，受威脅人口約有1000萬人。60年後，安徽省居民血吸蟲平均感染率、急性血吸蟲病發病率均控制在歷史最低水平；全省已實現消除碘缺乏病目標，連續23年未發現新發的地方性克汀病病例。
湖北省鄂州市牌樓村村民石海明當了20多年的箍桶匠，去年卻“失業”了。原來，2008年鄂州市投資3億元推進城鄉供水一體化，全市52萬農村人口全部喝上了與城市同質同價的自來水，挑水用的水桶沒了“用武之地”。
湖北是“千湖之省”。然而，在廣大農村尤其是山區，群眾對於“水”的渴望，一直是件大事。60年來，湖北省不斷推進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2004年，湖北省解決了歷史遺留的818萬農民沒水喝的問題；近5年來，湖北共投入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專項資金40.2億元，建成工程5136處，解決了1100萬人的飲水不安全問題。“清甘泉，沁心田，政府把民記心間，群眾不忘黨情懷。”是農民表達感激的順口溜。
2007年，武漢城市圈與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獲准成為國家“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兩型社會”建設，沒有現成的樣板和模式，中部選擇循環經濟、節能減排等關鍵領域突破。兩地的決策者深知，“兩型社會”謀求科學發展，落腳點是惠及民生，提高人們幸福指數。如今，考核不再緊盯GDP，增加了環保、民生等指標。
地處老區的江西，堅持優化支出結構，將新增財力向困難群眾傾斜，向農村傾斜，向基層傾斜，向社會事業傾斜。在2007年新增安排44億元的基礎上，省財政2008年再增加安排50億元，實施60項公共財政政策，統籌城鄉社會發展，用“真金白銀”大力破解民生問題。
數據最能説明問題：在醫療救助方面，江西省城鄉醫療救助資金達到7億元，醫療救助體系已覆蓋整個城鄉困難群眾，保障對象從223萬人增加到了300萬人。全面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工作，困難群體參保所需補助資金全部由財政負擔，低保對象和重度殘疾人參保率達100%。在教育方面，江西省各級財政共投入63.3億元，640萬名大、中、小學生得到政府資助。2008年，全省共為586.4萬名中小學生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為34.6萬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學生補助生活費。
責編：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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