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著名學生領袖—許德珩的北大情懷

    我的祖父許德珩與北大的關係是育于斯、教于斯。北大是哺育他成長的搖籃，又是他傳播民主與科學思想的講臺。母校、祖國、民主與科學始終銘記在他的心中。

　　同盟會員　學生領袖

    1890年10月17日，祖父出生在風景秀麗的廬山腳下。18歲時，他考入了九江中學堂。經老師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投筆從戎，毅然剪掉辮子，參加了李烈鈞的部隊。1913年7月，李烈鈞在九江湖口發動討伐袁世凱戰役失敗後，祖父逃到上海，考入吳淞中國公學英文係讀書，躲過了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的追殺。1915年暑假，祖父考入北京大學。來到北京後，祖父看到經過長期的戰亂，北京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市面冷落，百業凋敝，人民生活百無聊賴，水深火熱。而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學堂，很多學生為了畢業後能做官，趨奉兼任教職的政府官僚，輕慢有學識並從嚴執教的教師。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蔡先生要求“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生由陞官發財之階梯。”蔡先生辭退了不合格的教師，聘請了很多學有專長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北大執教。從此，北京大學一掃封建陳腐校風，進步學生的思想得以解放，校內出現了各類學術和政治團體，學術討論，思想爭辯之風日盛。祖父參加了由蔡先生發起的，以培養個人高尚道德情操為宗旨的進德會和李大釗先生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祖父還與鄧中夏、周炳琳、黃日葵、張國燾、段錫朋等同學共同發起了國民雜誌社，與鄧中夏、廖書倉等學生發起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高等和中等學校的三千余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大會宣讀了祖父起草的北京大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宣言向全國的民眾吶喊：“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淩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 集會後，他們列隊來到東交民巷，準備向外國駐華使館遞交《陳詞》。但是，同學們被中外軍警阻擋在使館區以外，交涉了兩個多小時，仍無法進入。後來，大家推舉我祖父等四名學生作為代表向美國使館遞交了《陳詞》。面對中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土地的現實，同學們義憤填膺。大家決定到位於東單牌樓附近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家找賣國賊算賬。來到曹宅，看到大門緊閉，一些同學搭人梯鑽窗進入曹宅。他們打開大門，同學們一擁而入。同學們看到曹宅奢華的陳設十分氣憤，用火柴點燃了曹汝霖臥室的羅帳，趙家樓之火隨之熊熊燃起。不久，大批軍警蜂擁而至，同學們知道闖禍，紛紛逃離現場。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來，排隊一起走，這樣軍警也奈何他們不得。但是，當時秩序混亂，沒有人聽他的指揮。祖父與幾名走在後面的同學被軍警逮捕了。軍警把他與易克嶷同學分別綁在一輛獨輪手推車的兩邊，將他們推到京師警察廳關押起來。祖父第一次被這樣非人地對待。他説在家鄉，農民把自己家裏養的豬送到集市上去賣時，就是這樣推去的。他認為他們會被槍斃，於是相互鼓勵説，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經蔡元培等北京七所高等院校校長聯名保釋和孫中山、林長民等社會各方面人士的呼籲，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釋放了32名被捕學生。看到蔡先生率領全校師生歡迎他們出獄，祖父激動得熱淚盈眶。

　　愛國志士　民主教授

    1931年夏，在闊別12年之後，祖父回到母校擔任社會學教授。全家剛剛在北平安頓下來，就發生了日本軍國主義者佔領中國東三省的武裝事變。祖父在課餘到各個大學去講演，宣傳抗日救亡思想，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2月13日，祖父與馬哲民、侯外廬三教授被北平當局逮捕。祖父被捕的消息傳開之後，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十所北平高校的校長聯名致電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保釋。北大的學生亦開會討論營救辦法。18日宋慶齡、蔡元培、楊銓等以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的名義致電蔣介石、宋子文、于學忠要求釋放許德珩等各校師生，以重民權而張公道。21日，祖父獲釋出獄。27日，他在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信中説：此乃今日中國社會之整個問題，非個人的問題也，誠以對外屈服，貪官污吏橫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講話，則中國只有滅亡而已。先生長者，望以長者的地位於此種非人道的舉動及人民言論居處等自由力為保障 ，則中國雖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氣。祖父出獄後繼續利用講臺宣傳抗日救亡思想，他還加入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反抗當局的獨裁統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高等、中等學校學生萬餘人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祖父與祖母加入到遊行的行列之中。警察用水龍頭、木棍和大刀阻止遊行隊伍前進，大家的棉衣被水浸透後很快凍成冰塊，很多同學受傷了，但是沒有人退縮。由於當日北平當局關閉城門，清華和燕京兩校的學生未能進城參加遊行。祖父與祖母到清華大學向同學們介紹了遊行示威的情況。祖父還以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的名義在《北大週刊》上發表宣言，支持學生運動。宣言中説：為了中華民族之自由與獨立，為了全國民眾自動的救亡，北平全體的青年學生，已經起來作英勇的鬥爭了！他們這種救亡的悲壯運動，是光榮不是“恥辱”，是全民族的呼聲，不是少數人的“意氣”！為了破壞北京大學的學生運動，北大當局將祖父解聘。他被迫離開了北京大學。

    抗日戰爭勝利後，祖父第二次到北京大學任教。祖父講授的社會學課程在北大最大的教室上課。同學們在課前半小時就把教室的座位佔滿了，遲來的同學有時想找個位置站著聽課都很難。他能夠贏得這樣多學生的支持是因為他批判傳統的社會學説，向同學們講授歷史唯物論的社會觀和辯證唯物論的社會學方法論。他要求同學們閱讀的參考書有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其中幾種書在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是沒有的。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校萬餘名學生在北大民主廣場集會，抗議政府下令查禁華北學聯。北平當局聞訊出動數千名警察包圍了北京大學，他們設置路障、架設機槍、派裝甲車在會場外遊弋。面對如此緊張的氣氛，有些原來準備出席會議的教授退卻了。祖父與九三學社的同志樊弘、袁翰青如約到會發表講演。祖父在離開府學衚同北大宿舍之前，把大門的鑰匙留在家裏，準備為民主而獻身。在三位教授結束講演之後，北大的同學們將他們簇擁起來，護送回家。北大學生會還安排學生住在我家，保護我祖父的人身安全，以防意外。三教授的講演觸怒了北平當局，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忠告三教”，勿再受“姦匪利用”，否則萬一北平50萬國民黨員中“出一激烈分子，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吳的這番“忠告”一經披露，立即引起全國文化教育界的強烈反響。90名北平各高等學校教授，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茅盾、鄧初民等150余名旅港著名人士等紛紛聲援三教授，遣責當局預謀迫害文化教育界人士。這場激烈的鬥爭被稱為“四月風暴”。

    北平解放後，北京大學改組為委員制，祖父擔任常務委員並負責政治課。政治課的課堂設在民主廣場，聽課者往往達到數千人。1952年，教育部調整全國高等院校，北京大學遷往郊區的燕京大學校址，祖父擬隨北大遷往燕園，周恩來希望他留在政府中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祖父聽從了周恩來的意見，辭去了母校的教職，他生平第一次走出書齋、離開講臺。

　　青年摯友　絳帳生輝

    在北京大學的教師中，對我祖父影響最大的是蔡元培、李大釗和陳獨秀三位北大前輩。祖父秉承三位師長的美德，奉行“既要教書，又要育人”的原則，不僅向學生們傳授知識，更重視幫助同學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他始終用五四青年追求民主科學和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鼓勵同學們把握時代、創造時代。

    1936年5月4日，祖父在北大舉行的五四運動紀念會上講話，鼓勵同學們把當年五四青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要求與今天同學們“抗日救亡”的要求結合起來，他説：“紀念五四，在今天就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要消滅漢奸。”他還感嘆道：“當年那些勇猛的反帝青年，後來有的消沉了，有的做官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當時，祖父和祖母勞君展夫婦都在大學任教，有一定的薪金收入。祖父母將他們節省下來的薪金按每包10銀元包好，放在抽屜中。每逢有學生受到當局迫害，準備投奔解放區來向他們辭行時，他們就送給學生一包作路費。

    1947年，北平學聯將北大紅樓後面的廣場命名為民主廣場。5月4日晚，北大學生自治會在民主廣場舉行五四運動紀念活動，主持會議的同學首先請祖父演講。祖父在介紹了五四運動的經過後對同學們説：“你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向後看是沒有希望的。”他回憶起他在“五四”當天被捕入獄後，許多同學到警察廳自願陪同坐牢的情形時説：“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負責的精神，是為國家人民負責去幹，幹了自己擔當的精神！”

    1948年初夏，北京大學在民主廣場西側的小操場上舉行隆重的畢業典禮。胡適校長首先在會上講話。他説要送給畢業生三根到社會上可以救命的毫毛，要大家離校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要自我奮鬥，爭取做人上人。祖父在講話中則告誡同學們，走上社會後首先要深入到人民中間去，多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麼人上人，而是應該立志做人中人。他這番應該如何做人、應該樹立什麼樣的人生觀的講話，對於即將步入社會的青年産生了一定的影響。1984年，祖父與當年的同學們相見，大家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十分激動。同學們請祖父題字留念。祖父寫道：“希望做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堅分子，人民的勤務兵。”

    雖然離開了北大的教職，但是在青年特別是北大的師生面前，他仍然是校友和同事。1980年，社會上就人生觀問題開展討論，北大的學生想請祖父對此發表意見。祖父愉快地接受了訪問，他對同學們説：“這場人生觀討論很有意義。青年們説了不少心裏話，使青年問題受到了社會的關注。在青年中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主流是好的，青年一代是有希望的。青年中出現的問題，不能全怪他們。一方面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創傷，一方面是我們的社會本身一些工作做得不好，沒有盡可能地為青年提供自由發展的條件，在我們的制度當中存在著不少弊病。”針對同學們談起一些青年人覺得境遇不好，對生活失去信心，有的甚至想輕生自殺的情況，祖父介紹了他一生遇到的挫折和困難之後，他説：“我已經90歲了，去年春天加入了共産黨。我曾經走過艱難困苦的道路，可見人生的路總是曲曲折折，沒有一馬平川的。青年自殺是不可取的，那是從人生道路曲折的地方掉下去了。我們不要冷一時，熱一時，不要輕浮、立足要穩、不能把生命看成只屬於個人，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國的一分子，要不怕吃苦！”祖父最後勉勵同學們説：“我們的青年胸襟要大，眼光要遠。不要斤斤計較小事情，不要計較個人利害，要抓緊時間學習，充實自己，不要急於求成，急功近利。”“‘四人幫’把很多領域搞得稀爛，不僅害了這一代，而且害了下一代。但我們不可悲觀。自古成功多磨難，現在境遇不好，只要心有天下人，胸懷天下事，從一點一滴做起，終會有出路的，有志者事竟成！ ”

    祖父以他親身的經歷，將五四青年對於民主科學進步思想的追求，對於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和把握時代、創造時代的精神傳給了一代又一代的北京大學學生和祖國的青年，他無愧於母校和老師對他的培養和教誨。五四精神將在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中永生。

責編：李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