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大多不認為：我處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中

　　校外青少年大多不認為“我處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中”

　　本報記者 張文淩

　　羞澀、靦腆、好奇，當“避孕”、“安全套”、“男朋友提出性要求”的話題不斷被提到時，20多名18歲至19歲的外來務工年輕人雖然有些跼踀不安，但神情專注，這是他們第一次在公眾場合與自己的同齡人公開討論這些話題。

　　4月3日，來自國內8個省的30多名青少年愛心大使在雲南省昆明市黑林鋪街道辦事處與這些外來務工年輕人開展了一次如何預防艾滋病的參與式活動，著名青年演員黃覺和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參加了這一活動，並向大家講述了他們對艾滋病和“高危險”行為的感受。

　　雲南省健康研究所“億萬農民健康促進行動”辦公室主任劉梅發現，和往常他們所開展的活動中一樣，這些外來務工年輕人對“如何避孕”、“如何正確使用安全套”、“性病的預防”、“男性女性生理結構”等問題充滿興趣。“他們大多初中沒有畢業就出來打工，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識貧乏。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正成長在性活躍期，然而生活在一個以性為敏感話題的文化環境中，他們很難得到有關性健康和自我保護的信息和技能，這增加了青少年特別是校外青少年在預防艾滋病感染方面的脆弱性。”劉梅説。

　　實際上，已經有一定數量的校外青少年發生了無保護的性行為。雲南省健康研究所在對昆明市官渡區校外青少年行為的監測中發現，18歲以上青年中有13.4％未婚同居，53.8％的同居者性行為頻次較高，18.2％的青年發生性行為時從不使用安全套。

　　令人擔憂的是，這一現象在全國許多地區的校外青少年中普遍存在。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辦事處提供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資料顯示，雖然被調查的校外青少年中大部分能正確回答出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但是許多人不認為或沒有想過“我處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中”。他們承認，關於艾滋病對自己的危險知道得不是很多。

　　研究報告指出，校外青少年要麼因年齡小不能工作但又沒有在學校接受教育，要麼從事著不穩定的沒有保障的工作，他們都是處於社會邊緣的青少年人群。他們中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最缺乏的是性病、艾滋病、性行為、婚前性行為、避孕等方面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卻很難從父母那裏獲得，因為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支持他們的教育和職業晉陞。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08年全球艾滋病疫情報告》指出，在中國，年輕人能正確掌握艾滋病預防知識的僅有41％，距離聯合國大會艾滋病特別會議承諾宣言中設立的“到2010年，至少95％的15至24歲的青年男女能獲得掌握預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信息和教育”這一目標相距甚遠。

　　2006年，中國政府積極響應聯合國號召，啟動了中國兒童青少年艾滋病預防活動，迄今已在全國範圍內評選出了500名國家級預防艾滋病青少年愛心大使。

　　愛心大使開展的活動，更多的是針對那些16歲至24歲的校外青少年。他們正處於青春期和性活躍期，因此相比于校內青少年，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校內青少年一般處於當地社會主流文化當中，在學校獲得了應有的知識、信息和技能，可以幫助他們增加行動的控制能力。學校作為青少年的支持或服務系統，使青少年有可能在遇到困難時得到及時幫助。而校外青少年則游離于當地主流文化之外，缺少獲得應有的知識、信息和技能的機會，同時缺少相應機構的支持和服務。尤其是大多數校外青少年本身就是當地的弱勢群體，遊走在社會邊緣。由於不屬於任何一個社會機構和團體，他們的參與權利比校內青少年更難以得到保障。

　　為此，各地的愛心大使利用申請到的資金，把這些外出打工的男孩女孩聚集在一起，通過打球做遊戲、講故事、社區製圖、“問題樹”等參與式活動，幫助這些校外青少年認識生活裏的風險，找出規避風險的辦法，並在遊戲中學會保護自己的技能。不少試點省份還在社區中建立了由當地政府支持的紅藍絲帶活動站，使在附近生活的校外青少年有機會與愛心大使一起開展文娛活動和同伴教育。這些富於針對性和趣味性的防治艾滋病教育活動，有效地傳播了預防艾滋病的信息，對外來務工青年自尊自重的人格培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根據目前所取得的經驗，卜衛等研究者提出了以“賦權”的方式來減小校外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脆弱性。

　　“‘賦權’是指任何群體或任何人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制訂自己的生活議程，獲得相應的技能，建立自信，能夠獨立地解決問題。”她説，“經驗表明，發展校外青少年的自助和互助組織網絡，並提供友好的社會公共服務，以幫助校外青少年建立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感，是賦權校外青少年的有效方法之一。輟學對校外青少年的負面影響之一是將他們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普遍感到被拋棄、孤獨、自卑、沒有前途，渴望參加社會生活和同齡群體的活動。幫助校外青少年恢復團組織生活，發展青少年從事某種集體活動的網絡，或者建立社區學習中心等，併發展媒介（如刊物）以促進其相互交流，都可以幫助校外青少年重新回歸社會。”

責編：彭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