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將軍,是目前唯一在世的紅軍高級將領,也是目前健在的開國上將中,唯一同時參加過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和八一南昌起義的將軍,並且,在眾多的開國將軍中,他還是唯一寫過長篇小説並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將軍。
如今,開國上將蕭克已是百歲老人,見過他的人都説,他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爺爺。徜徉在北京西城區的一個衚同中,可以覓到一個略顯陳舊的四合院,四週的街坊們説:“這是蕭老將軍的家。”話語之親切,竟沒有一點“高攀”之嫌。
一
1907年7月14日,蕭克出生於湖南省嘉禾縣小街田村,家裏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及一個妹妹。嘉禾地處湘南,名為禾倉,實際是窮鄉僻壤。蕭克家裏有點田地,但多數年份還是要買兩三個月的口糧,生活頗為艱難。蕭克從記事起,就常常看到父母、大哥為生計而辛勞、發愁。
蕭克的祖上幾代都是讀書人,父親5兄弟中有3個是讀書人出身,其中三伯父的學問最好,家裏收藏了許多書,蕭克最愛到三伯父家去翻書看。蕭克7歲入私塾讀書,那時他的個頭還沒有三伯父的書桌高,卻喜歡在學識淵博的三伯父的書案邊上轉來轉去,聽三伯父吟詩作賦。三伯父是位愛國文人,對袁世凱復辟充滿了仇恨,對軟弱的民國政府備感失望,他做了一首四言韻文,有七八十句,記述了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沒想到兒孫中最先背會的卻是侄子蕭克。
蕭克就讀嘉禾甲等師範簡習所的時候,家裏已經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實在拿不出錢供他讀書。好在校長很同情蕭克,他讓蕭克晚上給學校刻蠟板、印講義,這樣可以得些補助。如此,蕭克才完成簡習師範的學習。那時,平時總穿著一件破舊藍布長衫的蕭克,和那些衣著鮮亮的有錢人家子弟站在一起,顯得非常寒酸。但是,蕭克以宋濂《送東陽馬生敘》一文中的“貧非罪”觀念鼓舞自己,努力地把書讀好。為了讀好書,星期天蕭克很少回家,晚上也常常自學到深夜。
愛好文學的蕭克,決定走上革命道路卻是因為報家仇。蕭克的大哥性格剛烈,因此得罪了當地大地主蕭仁秋,為家裏帶來禍事。1922年,地方官兵先後4次來蕭家敲詐勒索,家中財物被劫掠一空,蕭克也無法繼續上學了。次年春,由於蕭仁秋的陷害,蕭克的大哥被團防局抓走,當天就被殺害。兄長死於非命,致使喜愛文學的蕭克産生學武報仇的念頭。
1926年2月,蕭克辭別家鄉,遠赴廣州考上了中央軍事委員會憲兵教練所第二期,正式走上軍事道路。畢業後的蕭克于次年3月輾轉來到十一軍二十四師(十一軍是由四軍一部擴編的,葉挺任二十四師師長),被分配到七十一團三連當政治指導員,終於實現他的願望,成為“鐵軍”一員。北伐途經河南汝南時,蕭克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實戰。雖然炮彈轟鳴聲不絕於耳,但他毫不害怕,協助連長指揮作戰,一次一次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從書本上學到的軍事知識終於有了實地演練的機會。
1927年4月到7月,蔣介石在上海、許克祥在長沙、汪精衛在武漢先後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産黨人和革命進步人士。就在這血雨腥風的危急關頭,蕭克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從此走上了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道路。
7月上旬,蕭克隨部隊從武昌乘船到九江。這時,九江裏裏外外駐滿了軍隊。作為下級軍官,蕭克並不清楚此時國民黨上層發生了變化,但也感到形勢嚴峻。在離開九江前,葉挺來蕭克所在團裏訓話,他要求部隊要繼續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堅持革命。葉挺説,我們很快就要出發,鐵軍是有光榮傳統的,要發揚傳統,遵守紀律,愛護百姓。葉挺的發言,蕭克記得很清楚,並很受鼓舞。後來,蕭克才聽説,此時,黨中央已經決定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
7月下旬,蕭克隨部隊到達南昌,部隊進城後,駐紮在城南松柏巷靠近老城墻的地方休整。31日下午,蕭克接到上級通知,要連以上黨員幹部上街偵察地形。晚飯後,蕭克等人假裝逛街,將附近天主教堂和匡廬中學裏已歸附汪精衛的第六軍五十七團敵營房的情況偵察得一清二楚。8月1日淩晨2點,起義爆發了。蕭克所在二營任務是攻打匡廬中學的敵軍。由於戰鬥前已將敵人情況摸清楚,起義軍很快用火力將突圍的敵人壓得無法動彈,敵人撐不住,倉皇爬上城墻,企圖逃跑。可城墻上早已佈置了工人糾察隊和公安局的部隊,敵人只好又退回原地。天快亮時,一個營的敵人在操場上繳槍投降。
南昌起義後,蕭克隨部隊轉往廣東,在廣東揭陽湯坑和海陸豐地區,起義部隊接連遭到數倍于己的敵軍圍攻,損失慘重。殊死戰鬥了數天后,蕭克的連隊只剩下20多人,最後還被打散了。無奈之下,蕭克只好轉移到湖南老家,回鄉組織發展基層支部。1928年1月,蕭克任宜章縣遊擊隊長並參加了湘南暴動。後率部上井岡山,被編入紅四軍,先後任連長、營長、營黨代表、第一縱隊參謀長等職,參加了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他還親身經歷了朱毛紅軍在井岡山的會師。
1932年10月,年僅25歲卻已身經百戰的蕭克調任湘贛紅八軍軍長。次年6月,湘贛紅八軍改為紅十七師,蕭克任師長。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不得已撤離江西根據地進行長征,中央決定派出兩支部隊進行探路和引敵的任務。
1934年8月7日,按照中央軍委指令,蕭克率領由湘贛紅十七師、十八師以及十六師合編而成的紅六軍團9758人,于下午3時由江西遂川橫石悄然退出湘贛根據地,踏上西征與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合之途。
10月1日,紅六軍團進入貴州。貴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問題是部隊對地形不熟悉,手上連一張能夠指揮行軍作戰的軍用地圖都沒有,全靠找嚮導問路,可是嚮導對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面對延綿無盡的大山、陌生的道路以及敵軍無休無止的追擊,紅六軍團只能夜行曉宿,繞開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沒有路的高山密林,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犧牲。馬匹和重裝備幾乎丟光了,加上供給又嚴重不足,艱苦程度可想而知。部隊連續行軍50多天,直到攻入地主武裝盤踞的老黃平縣城舊州,才有了轉機。
在舊州,紅六軍團遇到了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查明其身份後,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兼十七師師長的蕭克釋放了兩人的家屬,但提出釋放兩個傳教士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和經費。在教堂,蕭克找到了一張1平方米大的外文標注的貴州地圖。聽説傳教士薄復禮會漢語,蕭克就讓他把地圖上的地名翻譯成中文。在一盞煤油燈和一盞馬燈的照明下,薄復禮説,蕭克記,一直幹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譯工作。這張地圖對六軍團後來的行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復禮一直跟隨六軍團行軍,與蕭克談信仰,一起搞娛樂活動,長征途中還利用難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進至昆明時,蕭克把扣留了18個月的薄復禮釋放。
此時,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都到了昆明,兩軍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為了阻止紅軍兩軍團的會合,敵人的圍追堵截更加瘋狂。
到達貴州石阡縣甘溪鎮時,湘、桂、黔3省敵軍以24個團的兵力將紅六軍團死死圍住,先後截為4段。蕭克意識到戰略形勢非常不利,如果不脫離強敵的包圍,就會陷入極為危險的地步。經過10多天的奮戰,在石阡至鎮遠敵人的封鎖線上,紅六軍團擊潰了敵巡邏部隊,佔領了東去江口的路口。在當地一位老獵戶的引導下,部隊深夜進到一條人跡罕至的谷澗水溝,從溝底魚貫向東突圍。天空下起了濛濛細雨,不見星月,隊伍在黑暗中潛行,看不見路,後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只聽見粗重的喘息聲和不時跌倒者槍托磕地的沉悶響聲。
這時,遠近的山頭上都是敵人,南北兩面敵軍首先發現了紅軍主力的行動,南北夾擊。幸好有紅軍掩護部隊借地形進行有效阻擊,才使部隊絕大部分在午夜通過深谷。親自站在谷口指揮部隊行動的蕭克又命令掩護部隊改為後衛,隨大部隊走出了深谷。
就此,紅六軍團主力脫離了貴州和廣西、湖南敵軍的圍追堵截,歷經80余天,轉戰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賀龍、關向應等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師,此時紅六軍團兵力已銳減到不足4000人。
紅二、六軍團的會師,在極短的時間內形成了極大的湘西攻勢,有力地配合和掩護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在湘、鄂、川、黔地區,紅二、六軍團連克桃源、澧縣,威震常德、岳陽,並在四省交界地區創建了紅軍長征途中唯一一塊堅持了1年之久的紅色根據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紅軍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進入四川西北部懋功,與川陜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時仍在湘鄂川黔邊的紅二、六軍團,成為蔣介石“圍剿”的主要對象。這一年,“蕭賀匪部”這個詞出現在國民黨報紙上和蔣介石口中的頻率很高。“蕭賀匪部”先後粉碎了蔣介石的兩次“圍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帶越打越強。
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分別從湖南桑植劉家坪和瑞塔鋪出發,開始長征。1936年6月,在理化與前來接應他們的四方面軍三十二軍會合。7月5日,與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第三天,在四川甘孜,紅二、六軍團接到中央軍委電令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年僅29歲的蕭克為副總指揮,成為紅軍歷史上最年輕的方面軍領導人。
繼一、四方面軍于10月8日在會寧會師後,二方面軍經過艱苦跋涉終於在1936年10月22日,在會寧東北的將臺堡同一方面軍勝利會師。至此,紅軍完成了長征。
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軍正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隨著奪取全國政權之後我軍作戰任務逐漸減少,軍隊的教育與訓練必然成為新時期部隊建設的主要任務。1950年三四月間,蕭克在武漢漢口正式接到調任軍委軍訓部部長的通知。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蕭克説,作為一個參加過人民軍隊初創鬥爭的老兵,我為自己能夠在歷史轉折關頭擔負這樣的使命而感到光榮,同時也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
到北京的第二天,蕭克急急忙忙地去總參謀部報到,向代理總參謀長聶榮臻表達自己希望儘快進行工作的迫切心情。誰料聶帥笑了起來,説:“你以為軍訓部在哪啊?就在你的腦子裏,在你的手上。”這時,蕭克才知道,任命自己當部長的那個軍訓部,只有自己一個“光桿司令”——沒有辦公地點,沒有工作人員。蕭克不愧為有膽有識的一代名將,他接過了組建軍訓部的重擔。經過5個月的籌建,軍訓部的框架搭了起來,各項工作也準備就緒。6月,軍委正式下達任命蕭克為軍訓部部長的命令。
蕭克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建陸軍大學(後改為軍事學院)的工作。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蕭克擔任陸軍大學籌建委員會主任,在校址勘察過程中,採納了劉伯承元帥的意見,選定南京原國民黨陸軍大學的校址為籌建軍事學院的地址。1951年1月15日,南京軍事學院正式開學,從此,我軍有了一所正規化的高等軍事院校。
此前,蕭克曾對全軍院校進行摸底,發現陸軍中的步兵、炮兵、裝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都有院校,只有化學兵沒有院校。他認為化學兵是個重要的兵種,在現代戰爭中不能缺少,而當時又特別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就向軍委建議組建化學兵學校。1950年11月底,毛澤東同意了蕭克的報告,又過了1個多月,化學兵學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後又遷到北京的南口。截止1957年,全軍共建立了100多所各級各類軍事院校,為我軍現代化建設先後培養了20多萬幹部,並造就了一大批軍事教學人才。同時,全軍學習蔚然成風。
“掌握新技術,學會聯合作戰”,這是我軍軍事訓練的重要方針,對於我軍為準備打贏現代化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而進行軍事訓練,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個具有鮮活生命力的軍事訓練方針,是蕭克在1950年11月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軍事學校和部隊訓練會議上創造性地提出來的。蕭克還根據當時我軍的實際情況,狠抓部隊的訓練工作。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我軍成功地組織了幾次大規模演習,豐富了諸軍種、兵種協同作戰的能力,極大地推動了部隊的訓練與戰備工作,提高了我軍的戰鬥力。
對治校與治軍的關係,蕭克有深刻認識,一支軍隊是不是能徵善戰,關鍵要看指揮員的軍政素質。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治軍必先治校,治好校才能治好軍。1972年起,蕭克歷任軍政大學校長、國防部副部長兼軍事學院院長、第一政治委員等職,負責軍事訓練教學,以治學嚴謹而著稱,為軍隊高級指揮院校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根據中央提出的軍隊要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的要求,時任軍訓部部長的蕭克組織有關人員著手編寫紀律、內務、隊列三大條令。那時,軍訓部沒有禮堂,蕭克就領著大家租用地方影院開動員大會。除了參考各地區的材料以外,他們還參考了古今中外的條令。雖然辦公條件不算好,他們卻高質量地完成了三大條令的初稿制定工作。
當時,周恩來指定劉伯承審定3部條令。根據劉帥的指示,又經過多次修改補充後,1951年2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頒發了解放軍內務條令。人民軍隊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終於有了自己的共同條令,有了軍隊建設的準繩。三大條令得以頒發執行,為我軍正規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法規制度的保證。至今,三大條令仍然是我軍依法治軍的重要法度、基本依據。作為三大條令的組織制定者,看到條令頒布,蕭克的內心欣喜異常。
三
在蕭克工作過的辦公室裏,有一排偌大的筆架,毛筆懸挂,彰顯著主人在書法藝術方面的興趣。讓人想不到的是,蕭克還曾仰仗一筆好字糊口度日。1927年南昌起義後,蕭克隨起義部隊南下,遭到伏擊後,部隊潰散,蕭克流落到廣州時已身無分文。為了生存,蕭克在一個老先生的賣字攤子上留了下來。平常,他給老先生鋪紙磨墨;客人多時,他也寫上幾幅顏體或隸書,一天掙幾毛錢解決生計問題。
一直到耄耋之年,蕭克寫字時仍很講究“四正”,即心正、身正、紙正、筆正。他小的時候,每逢過年過節,來家裏請父親寫對聯的人絡繹不絕。每當父親寫的時候,他就在一邊磨墨,看著父親寫的那些對仗工整、字跡秀美的對聯,他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由於自幼受藝術的熏陶,蕭克也能寫出一筆好字。
蕭克不僅愛好書法,還嗜書如命。在漫長的戰爭歲月中,無論是在運籌帷幄的指揮間隙,還是在關山飛渡的行軍路上,他“貪婪” 地閱讀了大量中外名著,《戰爭與和平》、《少年維特之煩惱》、《阿Q正傳》等作品都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在1955年授銜的開國將帥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軍隊中才逐漸開始學習文化,進而在戰爭中學會戰爭的。在戰爭年代,幾乎高小畢業的人就被冠以“知識分子”的名頭了。在這些將帥中,能詩善書的蕭克可以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儒將,正像斯諾前夫人在《中國老一輩革命家(自傳)》中所評價的那樣:“像周恩來、徐向前和毛澤東一樣,蕭克是中國人所稱的‘軍人學者’的再世。”
蕭克不僅愛看書,對文學創作也一直非常有興趣。紅軍時期,蕭克在湘贛根據地寫過白話詩、小故事等,發表在根據地的報刊上。即使在長征途中,蕭克也不放過詩情迸發的時刻,硝煙尚未散盡,他就在山頭簡陋的指揮所揮毫賦詩了。一個久歷戎馬的人,從事文學創作,似乎不可思議,但蕭克卻説:“我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指文學創作)看得那麼神秘。”1985年底,蕭克從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的職位上退下來時,曾作詩自嘆:“既感事太多,尤嘆時間少。雖老不知疲,愈老愈難了。”這“難了”之事,指的便是將軍一生所喜愛的文學創作。
説到蕭克在文學創作上的赫赫“戰績”,最值得稱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稱為“中國當代軍事文學史中一部奇書”的《浴血羅霄》。1988年建軍節前夕,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之中的《浴血羅霄》,終於跨越半個世紀出版了;作者蕭克也從一個30歲的年輕人,成為81歲的老人,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外人所難以體會到的。
1991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評獎辦公室通知84歲高齡的蕭克,《浴血羅霄》榮獲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學獎榮譽獎。這是對作者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對這部小説成書的奇特經歷的褒揚。之後,經夏衍等介紹,蕭克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談起蕭克創作《浴血羅霄》的背景,要從一本蘇聯小説《鐵流》説起。西安事變後,蕭克有機會閱讀蘇聯小説《鐵流》,書中講述的俄國工農武裝隊伍的故事及塑造的紅軍指戰員的英雄形象,都讓他激動不已。蕭克想,中國革命戰爭的規模比俄國大,時間比俄國長,影響也比他們深遠,完全可以寫出中國的《鐵流》。經過構思,他決定以第四次反“圍剿”時期羅霄山脈紅軍一支小遊擊隊伍成長的歷程為故事主線,以此展現中國革命力量的興起。
創作過程是非常艱苦的。資料缺乏,蕭克就憑著自己的記憶一點點回憶;沒有草稿紙,他就用辦公紙、書信紙,顏色不一,大小不等。不久,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蕭克成為平(北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公務繁重的他只能利用業餘時間寫作。
從1937年5月動筆到1939年10月完稿,蕭克寫出了長達40萬字的小説初稿,書名暫定為《羅霄軍》。在隨後的四五年中,他先後做了3次大修改,無數次小修改。解放戰爭爆發後,蕭克的妻子蹇先佛帶著書稿和孩子,和一批幹部從延安前往華北。在河北灤平附近一個部隊駐地休息時,發現裝書稿的皮包不見了,當地駐軍上下都被發動起來幫蹇先佛找皮包,可找了一天都沒找到。誰知到了晚上,這個皮包又出現在駐地的一個汽油桶上。
讓蕭克和蹇先佛想不到的是,這部千方百計保存下來的小説手稿會給他們帶來橫禍。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那塵封了21年的書稿被當作蕭克的“罪證”。為取得批判的效果,小説稿被打印出來,還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樣,裝訂成三冊“內部”傳看,蕭克這個被批判者也“享受”了一套。得到了這個“善本”,他心裏真是高興,就把原來的草稿扔進火爐了。“文化大革命”時,蕭克和他的小説又一次在劫難逃。造反派以路線鬥爭的新觀點批判他和小説。為批判蕭克,造反派又將書稿拿去油印了數百冊。有人開玩笑説,這是全國唯一一本還沒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兩次的小説。
四
由於自己從小便愛讀書,並嘗到因家境貧寒而不能上學的苦楚,蕭克把一腔回報桑梓的拳拳赤子情,全都傾注在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上。
1998年,為了參加湘南起義70週年紀念活動,91歲高齡的蕭克回到家鄉嘉禾縣小街田村,這是他繼1981年首次返鄉之後第三次回來。看到村裏孩子上學難,他就多方牽線搭橋,促成3 位香港實業家捐資25萬元建成了小街田希望小學。同時,為了給孩子們增添精神食糧,蕭克還向縣圖書館捐贈了萬餘冊圖書,整整擺滿了五六個大書架,縣圖書館為此專門設立了“蕭克捐書專藏室”。
“離家半紀經百戰,至今耄耋始還鄉。全村老小傾家出,季子歸來無錦裳。” 這首名為《還鄉吟》的詩是1981年12月,蕭克離家54年後第一次回家鄉時所作。那次,蕭克讓司機在村口停車,自己摘下帽子,步行進村,他深情地説:“我是回家,不是來視察,是一個人民的兒子回故鄉。”一邊走,蕭克還一邊指著路邊的房子辨認那是誰家,雖然已分別半個多世紀了,可他依然對每一家記得清清楚楚。看到前來迎接的村民,蕭克用鄉音大聲打招呼:“你們好,大家都好哇!”他還特意走到村裏的水井旁看了看井,説:“這樣的井,水不行,要改造。” 1988年,老人第二次回來時,還召集村民在一塊空地上開了個會,號召大家:“要勤勞,把事情做好,地種好……”
蕭克關心家鄉子弟的成長,關心家鄉的發展,但對自己的親屬,卻要求十分嚴格。第二次回家鄉時,蕭克和親屬們圍坐在一起吃中飯,桌上的菜只有酸青菜,主食是南瓜稀飯,可蕭克還是勉勵親屬説:“在下面好好做,雖然很辛苦,但有飯吃。”有一年,一個侄兒的孫女想當兵,體檢時個頭矮了一點兒,他們抱著一絲希望找到蕭克那兒,蕭克的兒子知道後説,老爺子是不會讓走後門兒的,我們不能壞了規矩。
嚴格要求親屬,嚴格遵守組織紀律,這是蕭克行事的一個原則。其實,作為黨的高級幹部,蕭克本人就是一個遵守組織紀律、不向組織提個人要求的典範。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軍銜制度,時年授上將軍銜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補授1人。前10名上將名序排列依次是:蕭克、李達、張宗遜、李克農、王震、許世友、鄧華、彭紹輝、張愛萍、楊成武。雖然蕭克名列第一,但無論是井岡山鬥爭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蕭克擔任過的職務卻不遜於任何一員大將。當時很多人認為按照蕭克的資歷和功勳授予上將軍銜是委屈他了,為他抱不平。蕭克對此卻很坦然,他説:“很多的戰友為了新中國的誕生在戰爭中都犧牲了,我早該打死了,評不評銜,評什麼都行。”並隨興談起了一段古人佳話:東漢大將馮異是光武帝時期的開國大將,戰場上,勇不可擋,功勳卓著,但他為人謙和,每到將軍們聚會論功時,他都會躲到一旁的大樹下,從不參與爭論,由此東漢軍中都稱他為“大樹將軍”,我們共産黨人,難道還不如古人嗎?蕭克寬廣的胸懷和高風亮節,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蕭克組織觀念非常強,一直被熟知他的人傳為美談。由於需要,蕭克曾多次被調動工作,從無怨言。1936年9月,紅軍總司令朱德命令蕭克代替生病的王樹聲出任三十一軍軍長,攻打胡宗南部。10月20日,紅軍長征結束4天后,蕭克正式赴任。有人背後議論“這個蕭克不動腦筋,他們六軍團是很有戰鬥力的部隊, 他放著副總指揮不當,去當軍長”。蕭克對此毫不理睬。至此,蕭克成為極少數在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都工作過的高級將領。抗日戰爭開始後,蕭克任八路軍一二○師副師長,在八路軍師級以上的高級將領中,他依然是最年輕的。後來,他又調任挺進軍司令,實際上麾下沒有多少兵馬,可他照樣欣然接受,幹得有滋有味。
1958年,全軍開展“反教條主義”運動,蕭克被打為 “反黨集團核心”,調任農墾部副部長。1968年1月,解放軍“支左小組”進入農墾部開展“大清查”,蕭克再次被隔離審查。已過花甲之年的他在1969年12月被安排去江西永修的“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和再審查”。永修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山裏的冬天特別潮濕陰冷,凍得實在受不了,蕭克就用跑步、劈柴等方法來取暖。儘管蕭克身處逆境,但他那重原則的個性一點也沒變。當時有許多專案組來找他調查核實有關材料,他總是實事求是地有啥説啥。
當地山民並不把蕭克當“改造對象”看待,反而主動與他聊天拉家常,孩子們也很喜歡他,要他抽空講紅軍和長征的故事。身為開國上將,蕭克沒有一點架子,而且還很喜歡與群眾交流,不論是二三十歲的青年還是七八十歲的老年人,蕭克都跟他們談得很投機。
1972年1月16日,組織上通知蕭克回北京工作。臨走時,他將自己在“五七”幹校當木匠、油漆匠時做的凳子、桌子甚至笨重的木工凳都帶了回去,一直捨不得扔掉。他常説那是他在江西那段特殊歲月裏的一個永久紀念。此後,雲山墾殖場的幹部群眾還經常到北京去看望他,找他敘敘舊。他曾對門衛説,只要是江西的人來找我,就馬上通知我。
“我早已經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鄉了。”每當談起江西,蕭克總是感慨萬千地這樣説道。他在《回憶錄》裏這樣寫道:我對江西有著難以割捨的特殊感情,我最早參加戰爭(北伐戰爭)是在江西,參加八一起義是在江西,在井岡山時期跟著朱德、毛澤東打遊擊還是在江西,我指揮紅軍遊擊兵團作戰的主要地方還是在江西……可以説,在我此身的革命歷程中,江西是我成為一名共産主義戰士和一名軍事指揮員的起點。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讓我留戀,江西的父老鄉親多少年來總在我的夢中縈繞。無論我走到哪,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會從心底涌起一股鄉土般的戀情……
責編:李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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