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血案”源自農村選舉制度的疏漏

    當信訪、訴訟等救濟渠道因公權力機關的責任缺失而變窄甚至關閉，打開的或許就是暴力的歧路。要祛除村級民主實踐中的暴力、賄選等陰影，歸根到底需要改進現有的法律制度。

    據《瞭望》週刊報道，遼寧省北鎮市趙營子村村民李東輝雖當選村委會主任，卻因被同村的表姐夫葉春祥舉報曾有“賄選”行為，始終無法任職，一怒之下他殺害了葉春祥一家5口，近期被法院一審判決死刑。類似的農村選舉血案，近年來已非孤例。這不免令人追問，農村的“草根民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據相關報道披露，李東輝因對“賄選”指控不服，曾多次找有關部門反映，但當地有關部門竟然在15個月內沒有以正式文件下定論，只有個別領導的個人意見，甚至要求李東輝“自己去擺平”。無疑，這種“和稀泥”式的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

    村民自治固然是權力的下放，但這並不意味著公權力機關對於村級民主可以推卸應盡的責任。村級選舉等所引發的衝突，須由政府、司法機關等公權力機關所代表的法治力量加以調處或裁決。然而在現實中，鋻於農村利益衝突日趨複雜，不少基層政府和司法機關對於村級選舉等糾紛的態度十分暖味，或推遲處理，或避而不管。當信訪、訴訟等救濟渠道因公權力機關的責任缺失而變窄甚至關閉，打開的或許就是暴力的歧路。

    北鎮選舉血案的又一個核心爭議是，李東輝在選舉前給表姐夫葉春祥送去的兩瓶酒和一個菠蘿，究竟是親戚之間的正常往來還是“賄選”？事實上，由於相應法律法規對農村賄選現象僅有原則性規定，再加上中國農村特有的鄉土文化背景，使得村級選舉中的送禮等現象究竟是“賄選”還是正常的人情往來，往往難以認定，這也是“賄選”糾紛居高不下的一大根源。要解決這一難題，需要法律制度在觀照農村社會現實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供更明確、更合理的賄選認定標準。

    更深層的追問是，理應創造農村社會和諧的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為何會蛻變為血腥的權力爭奪？根本原因就在於，許多農村地區儘管已啟動了民主選舉這一源頭機制，但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更為重要的後續民主機制卻沒有成功啟動，陷入了“瘸腿民主”的困境。由於村委會甚至村主任大權獨攬，村民自治異化成“村委會自治”甚至是“村主任獨治”，這就難免讓村官滋生腐敗的衝動。一些腐敗村官利用土地徵用、集體資産處置等機會為已謀私的同時，又通過向“自己人”分肥進一步培植了“選舉勢力”，使農村選舉陷入惡性循環。從本質而言，一些農村地區所出現的選舉暴力，正是為了爭奪村官背後所隱藏的強大而不受控制的權力和利益。

    要祛除村級民主實踐中的暴力、賄選等陰影，説到底需要改進現有的法律制度。有消息稱，施行十多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修訂工作已經啟動，並已納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這值得期待。

    基於目前的村級民主現狀，《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修訂，理當重點考量以下議題：如何完善村級選舉的關鍵程序，並對賄選等破壞選舉行為實行更有效的懲罰機制？如何進一步明確政府、司法等公權力機關對於村民自治的應盡責任，併為村民民主權利提供更有力便捷的救濟機制？如何構建監督、分散村官權力的合理機制，堵塞村官專權、腐敗的空間？如何在保障村民自由投票權的同時，全面激活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村級民主權力體系，使村級公共權力真正由全體村民共同支配和分享，等等。

    民主，離不開法治的保障。只有通過立法解決了上述制度性難題，村民自治才有可能擺脫暴力，真正還原其完整面貌和核心價值。（阿計 學者）

責編：李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