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喬治三世國王給乾隆皇帝寄出親筆信，表達了在北京設常駐使節，處理兩國事務的意願；61年後，英美以鴉片戰爭勝利方的身份向清政府提出修約，更加明確的要求在京設立駐華使節。無論是先前的乾隆，還是之後的咸豐，皆認為“為患最懼、斷難允行”。其中緣由，不免令人扼腕。
喬治三世執政期間，中英貿易發展迅速，但仍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處於小農經濟階段的中國不需要大量的外國商品，而英國市場卻亟需中國出産的茶葉和絲綢，而且需求量逐年增加。其結果是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處於出超的地位，長期的收支失衡對英國來説極為不利，唯一可緩解現狀的方法是打開中國市場。二是從18世紀中葉起，英國進入工業革命階段，商品生産大量增加，為防止滯銷，它急需開闢新的市場。但在同期的中國，清政府卻採取了嚴格的閉關政策。因此，喬治三世希望通過互派使臣來增進兩國的經貿聯絡、提高合作水平、擴大交易市場。喬治三世委派其表親、富有外交經驗、並曾擔任過駐餓公使和駐孟加拉總督的馬葛爾尼帶著英國王室的“殷切”期盼和要求使華。在馬葛爾尼堪稱豪華的使團中，有很多精通軍事、諳熟科技的精英，他們乘坐著裝配64尊炮位的軍艦，攜帶者能展示英國國力和技術的船隻模型、機械與望遠鏡等天文儀器，以及具有廣告之效的精美紡織，浩浩蕩蕩向東方駛來。對於首次來華的英國使團，清當局表現出高度的重視。乾隆屢次頒布諭旨，對接待方式作出規定。然而，在乾隆心中，馬葛爾尼只不過是個貢使。護送使團人員的車船上都插有“英吉利恭使”的旗幟。在熱河行宮覲見乾隆之前，雙方就禮節問題發生了爭執。清廷最初堅持馬葛爾尼見皇帝時要行三跪九叩大禮，但遭到英使的強烈反對。最終雙方達成妥協，馬葛爾尼以謁見英王時的最高禮節覲見乾隆，即免冠鞠躬屈單膝。
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行宮召見了馬葛爾尼，並接收了他帶來的書信，喬治三世在信中提出“如果建立永久的大使館，而且有一位有識之士加以管理，就可以使英國國民在中國有過罰之，從而不會破壞兩國之間的和平友誼。”但乾隆根本無法接受，因為正式外交關係是靠互派使節來實現的，其基礎是行為主體之間相互平等。在清政府眼中的“天朝”怎會接受與“夷”國建立這樣的關係？他給喬治三世回信説，“設天朝欲派人常駐爾國，亦其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來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隨後，無所斬獲的馬葛爾尼使團于1794年返回英國。馬葛爾尼使華，是歷史在賦予古老中國的機會，而清王朝錯過了這次彌足珍貴的外交良機，其驕傲跋扈、目中無人更是在國際舞臺上自毀形象。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北京作為清政府的政治中心，是封建皇帝辦公的所在地。如果讓外國使節駐京，清廷一來擔心他們將繞過處理外務的特命大臣，直接向皇帝施壓；二來顧慮駐京會打破中國傳統習慣，特別是他們會把許多外國的生活、經濟以及思想方式帶給中國，這將會破壞“祖宗定制”。鴉片戰爭後，就連外國人要求進京面聖、遞交國書，清廷都會與他們反復糾纏、幾經交鋒，甚至為了不讓他們進京，清政府寧可在其他方面犧牲主權和國家利益。1843年秋，清政府要進行與美國的談判，以耆英為首的中方代表團的唯一目的在於堅決拒絕美國使團進京。在使團尚未抵達時，清廷就已連下數道上諭，令各地禁止美國使團上岸，但不得動武，只許其滯留廣東，條約之類均由耆英等“酌辦”。如此，耆英等除了堅持不許美國使團進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方讓步不再要求進京，為此換取了中方贈予的領事裁判權。最終簽訂的《望廈條約》沒有任何一個字是美方“脅迫”的，完全是清廷堅持華夷體系，恪守“天朝定制”的惡果。
清政府對外交事務了解之匱乏，目光之短淺，令人咋舌。歐洲隨著“三十年戰爭”的結束，1848年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其中自然的將常駐外交代表機構一事作為制度定下，各國很普遍的建立了駐外使節、進行外事活動。清政府卻認為若外國使節到中國來不會做什麼有利於清政府的事，他們的目的就是動搖其根基、顛覆其政權。清廷不了解，西方國家看重的是中國的市場和潛力，而非政權，他們派使節就是更方便與中國做生意、在中國賺取更多的錢。而清政府在意識上的完善、在外交上的成熟，卻遲遲沒有到來。這種短視和狹隘讓清政府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同外國打交道上吃了大虧。歷史在比照下凸現進步，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先後與171個國家建交，166個國家在華設立了大使館。每逢國際婦女節，我們都會邀請外國使節的夫人參加各式各樣的慶祝活動，如“逛京城”、學習中國廚藝，這些意義是潤物無聲的。
外交是一面鏡子，它可以窺見一個政權從衰落到黎明。一個國家對待駐外使節的認識和態度，可以從側面展現出國家的氣質和當局者的心態。
責編：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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