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中國航天為60年後共和國的強盛鑄就了一筆無價的財富
武警戰士在捐贈的東風二甲導彈旁值勤。新華社記者 楊壽德 攝
一大批航天科研工作者為共和國在今天能夠站在航天大國的位置，奉獻了全部的才華、青春甚至生命。尤其是以錢學森為代表的眾多科學家，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周總理讓我搞導彈
錢學森（曾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原七機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説這事的是陳賡大將。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國不久，在科學院工作。科學院領導説：“你剛回來先去看看中國的工業吧，中國工業最好的是東北。”我説東北我還沒去過，就這樣到東北去學習。後來轉來轉去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安排我跟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陳賡大將見面。
陳賡接見了我，還吃了頓晚飯。陳賡問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我説：“為什麼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大將説：“好！”事後人家告訴我：陳賡那天上午從北京趕到哈爾濱就是為了晚上接見我，我聽了很感動。
後來，他也是很積極，有一次葉帥在家請我們吃飯，我愛人也去了，陳賡也在。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説找總理去，總理就在三座門跳舞。我們跑到那兒，等一場舞下來，總理走過來，葉帥、陳賡他們與總理談話。後來大概就談定了，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麼組織一個研究機構？後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花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導彈了。那天開完會，在總理那兒吃了一頓午飯，桌上有蒸雞蛋，碗放在總理那邊，總理還特意盛了一勺給我。
我們體會，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基礎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而直接領導者、組織者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
我們的科技人員愛國是一貫的，是有光榮傳統的。聶老總有句評語説：“中國科學家不笨！”的確如此。我還要説，中國的科學家聰明得很！而且中國科技人員都是拼命幹的，外國人少有像中國人這樣拼命幹的。
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麼事，那是沒有二話的。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麼什麼，限什麼時間完成……也不説為什麼，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志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沒這套怎麼行呢？千軍萬馬的事，原子彈要爆炸，導彈要發射了，到時候大家不齊心怎麼行呢？當然，現在我們國家正在進行一系列體制改革，什麼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説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經一段時間有那麼一些誤解，認為搞“兩彈”是個錯誤，花那麼多錢，沒有用來發展生産。這還不是個別人的意見。我總是解釋説：“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搞‘兩彈’花錢比外國少，因為有黨的領導，具體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在領導我們。再就是中國科技人員的優秀品質，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損失最小，花費最少。”
當然，也不能説我們沒有錯誤，也不是説一點冤枉錢都沒花。中國的工業、科技那樣落後，我還算是在國外接觸了一點火箭、導彈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説不是沒有犯錯誤，不能説一點錢沒浪費，這是學費。但是總的看要比國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講的兩個方面。我還説：“你説不該搞，那好；如果不搞，沒有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那中國是什麼地位？你要搞經濟建設也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樣的和平環境。”
回憶“第五研究院”的仿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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