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以宰相的當量來編輯《通鑒》，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事件，其著眼點與境界自然如山登絕頂般的一覽無余，又恰是庭中觀月般的空闊無邊，這是《通鑒》不同凡流的地方。
台灣錢穆説:“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見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進史料，更重要是在刪去史料。”
又説:“他書的原來重心是要寫‘歷代君臣事跡’，都與政府有關係的。亦有許多大學者，根本沒有講政做事，或是個隱士，或是個文人，當然他書裏沒有。”此語極是精當。《通鑒》用意在資治，於事功有益為第一，閒雅文藝司馬氏就算有心，怕也無力企及。
《通鑒》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説:“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為人弟為人子，出孝入悌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閒暇，才可以有詞章琴棋的風雅。這個觀點祖述孔子。
清初的顧炎武，花費數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錄》一書，以札記的形式記錄他數十年如一日讀經史的心得，響譽士林。他在“通鑒不載文人”條敘及與友人李因篤閒論《通鑒》的事。
李大概對《通鑒》不載文人表示不滿，他説:“就如屈原，太史公稱讚他，説是可‘與日月爭光’，卻不得書于《通鑒》。杜甫如果不是‘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誦，則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見載。”顧炎武大為不然，“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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