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最反感鄰居喧鬧 看魯迅的左鄰右舍

　　鄰居是每個人生存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自古以來就講究“居必擇地，行必依賢”。《左傳昭公三年》中有一名言：“非宅是卜，惟鄰是卜。”“卜”在此處，是選擇之意，説的是不必選擇好的住處，而要選擇好的鄰居。所以又有“千金買鄰，八百置舍”的古訓，強調擇鄰重於買宅。但在實際生活當中，人往往沒有擇鄰的主動權，有時會遇上善鄰，有時又會遇上惡鄰，從而引發出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魯迅的經歷就是如此。

　　作為一位“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作家，魯迅有潛心工作——特別是夜間寫作的習慣，他最為反感的是來自鄰居的喧鬧。不巧的是，他碰上的這類鄰居偏偏不少。比如1906年魯迅留日期間，曾一度住在東京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這是一家日本人開設的公寓，同寓有不少中國房客，素質不高，常白癡似地大聲談笑，迫使魯迅移居別處。魯迅1912年5月初來北京時，居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衚同紹興會館內的藤花館。這裡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床板縫裏臭蟲成群，鄰居經常半夜喧嘩，有時甚至聚眾賭博。魯迅當年9月18日日記寫道：“夜鄰室有閩客大嘩。”20日日記寫道：“鄰室又來閩客，至夜半猶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記又寫道：“夜鄰室王某處忽來一人，高談大呼，至雞鳴不止，為之輾轉不得眠，眠亦屢醒……人類差等之異，蓋亦甚矣。”他對喧鬧擾鄰的切齒痛恨之情真是溢於言表，力透紙背。

　　1926年9月，魯迅隻身去廈門大學任教，先暫住在國學院三樓，同樓還住了一些未帶家眷的教員。他們不但淺薄，言語無味，而且“夜間還唱留聲機，什麼梅蘭芳之類”(1926年9月20日致許廣平)，更引起魯迅對他們的反感。1927年1月，魯迅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先被校方“優待”住在“大鐘樓”——該校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據説非主任級別的人不能入住。但夜間與幾十隻大而聰明的老鼠為鄰，清晨又被工友所唱的聽不懂的歌聲吵醒，魯迅覺得這種“優待室”其實並非宜居處所，因為它根本不能讓人安睡。同年3月29日移居廣州白雲路白雲樓26號二樓，這裡雖然遠望青山，前臨小港，較為清幽，但魯迅另有一個突出感受，就是鄰里之間精神不能相通。《而已集小雜感》中有一段凝練而深刻的描寫：“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觀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