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
潘家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
核心提示
12月7日—1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低碳經濟”、“低碳生活”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
什麼是“低碳”?走“低碳經濟”之路,會給中國帶來哪些挑戰?“低碳生活”,普通人要如何參與?對此,記者採訪了氣候變化領域知名專家何建坤、潘家華。
能源碳排放量可通過其消費量計算
記者:什麼是低碳?碳排放量一般如何計算?
何建坤:低碳,是指較低或者更低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為主)排放。
從宏觀上看,能源消費中的碳排放量,可以通過能源的消費量計算出來。比如,消費1噸石油能排放多少碳,是可以計算的。但從具體來看,準確計算碳排放量,需要編制國家詳細的排放清單,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要對此進行統計和監測。“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統計監測體系。
記者:減排目標的實施,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監督?
何建坤:從全球角度來看,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以及“巴厘路線圖”的要求,他們要承擔絕對量化的減排義務,這是有法律約束的承諾。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種自願基礎上的減緩行動,如果這種自願行動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不需要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和評議。
我國的減排目標,屬於自主發佈的目標,這將會列入到“十二五”、“十三五”發展規劃之中,在國內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對此,我國會有相關統計數字,測算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會向國際社會公佈實現減排目標的進展。
發展低碳經濟,不會限制我國的經濟發展
記者:走低碳經濟之路,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什麼影響?
何建坤: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伴隨著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為主的能源消費的增長。這就必然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而為了保護全球氣候,我們必須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會産生經濟發展和全球環境保護間的矛盾。
要解決這對矛盾,就要發展低碳經濟,走一種“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方式的轉變。
具體來看,第一,要改變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風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第二,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産業結構,優先發展高新科技産業、服務業等第三産業。第三,要減少能源消耗,改變消費方式。
從現在到2020年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礎設施,比如城市、鐵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産品。這個階段,一般的國家都要持續二三十年;按照一般的發展規律,在這個階段當中,我們GDP的二氧化碳強度是下不來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國可持續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因為國內的資源和二氧化硫、粉塵等污染,會對我們的發展形成制約。因此,發展低碳經濟,不會限制我國的經濟發展。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減少碳排放會損害經濟發展;我國要走低碳經濟之路,會面臨哪些困難?
潘家華:這一觀點並不科學,減少碳排放關乎人類共同未來,節能減碳,實際上是共贏。
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來,碳是要計入産品成本的,環境也是一種成本。
何建坤:發展低碳經濟,自然會付出額外的投資和成本。對此,我國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也有所成效。
比如説,我們在“十一五”期間,從2006年到2008年這3年間,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實施了十大節能工程,開展了千家企業節能行動等。從2006年到2008年,我國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了10.1%,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低碳生活,通過點滴改變來實現
記者:您認為要創造低碳生活方式,公眾需要如何參與?
何建坤:何謂低碳生活方式,具體到我們平時的生活,就是要儘量坐公交車、換節能燈等,這樣能在保證較高生活水平的情況下,減少能源的消費和碳的排放。也就是説,我們要注意消費行為,儘量較少地消費能源、較少地排放二氧化碳,並把它看成一種社會公德來提倡。
將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低碳生活會變成一種時尚,奢侈浪費會被大家譴責。
現在,我國制定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就是必須改變原有的、世界上所證明的規律,應該説是一條沒有經驗可循的、必須自己探索的新型發展道路,也就是低碳經濟和低碳發展道路。這既需要我們有很強的政策支持,也需要民眾全面的參與和企業的鼎力支持。
潘家華:有人説低碳是個好東西,但是太遙遠,以後條件成熟再做。這種説法欠妥。
實際上,低碳生活並不遙遠,很多是可以從現在開始、一步一步做的,並不是一定要等到未來。例如,我們可以少開車、多坐公交車等,這些簡簡單單、點點滴滴的改進,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現。
哥本哈根會議只是起點
記者:您將跟隨溫家寶總理出席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請介紹一下這次大會要討論的焦點問題?
何建坤:全世界都充滿了期待,希望哥本哈根會議能就2012年以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取得一致,達成協定。哥本哈根會議主要解決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2012年後,發達國家如何採取進一步量化的減排行動。發展中國家提出,發達國家到2020年總體上應該比2005年至少減排25%—40%。但從現在發達國家自身承諾的情況來看,距離這個要求還有一定差距。這可能是會上要討論的一個焦點問題。
其次,“巴厘路線圖”提出,發展中國家要採取積極的減緩氣候變化行動,發達國家也要給予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行動和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持的匹配問題,可能也是焦點問題之一。此外,還有全球的長期減排目標問題等等。
記者:有人稱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是“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您是否認同這樣的説法?
潘家華:所有發達國家目前做出的承諾,沒有一個滿足“巴厘路線圖”所提出的目標,即發達國家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5%至40%;而且,發達國家都沒有在資金和技術援助上做出相應承諾。
因而,發展中國家沒有或者難以制定明確的減排時間表。如果缺乏這些內容,哥本哈根協定只能是政治性協定。但是,由於中、美、歐等主要經濟體最近的努力,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如能促成這麼一個政治協定,也是一項成果。
可以説,哥本哈根將是個起點,不是終點。
何建坤:全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危機,這是一個普遍的共識。但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情況和利益,也有很多的分歧和矛盾,肯定要通過合作和對話慢慢解決。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如果哥本哈根會議全部解決這些問題、達成一個協議可能會有一定困難,而經過“巴厘路線圖”這兩年來的談判進展,有些問題已經有所共識,會上可能也就是總結一下已經取得的共識和積極性的成果,把它確定下來;沒有解決的問題,將來再繼續談判。(劉毅 張垚)
責編: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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