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錢學森：在他心裏,科學最重,名利最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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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資料照片

錢學森和夫人蔣英。記者劉新武攝

　　赤子篇

　　【場景一】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

　　誕生的消息傳到美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商量著早日趕回祖國效力。然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美國,美國海軍部次長惡狠狠地説:“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錢學森在美國受迫害的消息很快傳到國內。黨中央對錢學森在美國的處境極為關心,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斡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夢寐以求的回國願望終於得以實現。這一天,他攜妻兒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踏上返回祖國的旅途。

　　【畫外音】“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夠回到祖國的,今天,我終於回來了!”到達廣州後,錢學森感慨萬分。

　　回憶起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錢學森説:“從1935年去美國,到1955年回國,我在美國整整20年。前三四年是學生,後十幾年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的是日後回到祖國能為人民做點事。”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帶著夫人和孩子跑到天安門,向國旗鞠躬,説‘我回來了’——這些都讓我們感到,他是那麼熱愛自己的祖國。”錢學森的同事、原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馬雲濤由衷地説。

　　人們都説,由於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一批優秀科學家回國效力,中國的導彈、原子彈發射時間至少向前推進了20年。儘管為國家的國防科技工業和載人航天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錢學森本人卻從不居功自傲。他一貫反對別人稱他為“導彈之父”或“航天之父”,總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告訴大家,像“兩彈一星”這樣的大科學工程,不是哪一個兩個人能幹成功的,“一切成就歸於黨,歸於集體”。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寵辱不驚的赤子,一生中卻有過三次激動不已的經歷。“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許可以回國了。我拿著一本我剛出版的《工程控制論》交到老師馮卡門手裏。他翻了翻感慨地説: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我錢學森在學術上超過了這麼一位世界聞名的大權威,為中國人爭了氣,我激動極了。第二次是建國10週年時,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産黨黨員,我激動得睡不好覺。第三次心情激動,就在今年。今年,我讀了王任重同志為《史來賀傳》寫的序。在這個序裏,他説中央組織部決定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位作為解放5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産黨員的優秀代表。我能跟他們並列,心情怎不激動?!”

　　錢學森所説的“今年”,是指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他“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可見,在錢學森的心目中,祖國與人民擁有著多麼崇高的地位。

　　自從1955年離開美國後,錢學森再也沒有回去過。他堅持,只要美國政府不對當年“驅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絕不再去美國。“他是一位把祖國、民族利益和榮譽看得高於一切的人,説得上是一位精忠報國、富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夫人蔣英這樣評價錢學森。

　　領軍篇

　　【場景二】1955年秋末冬初,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時,陳賡大將接見了錢學森。陳賡問:“錢先生,您看我們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導彈來?”錢學森説:“有什麼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同樣能造得出來。”

　　1956年4月12日,聶榮臻審改並簽發了《對十二年科學規劃中國國防研究項目的意見》,其中發展核武器成了重中之重。具體實施這一規劃的重頭人物、王牌科學家,就是錢學森。

　　5年後,錢學森的話變為了現實——1960年11月5日9時,中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

　　【畫外音】從此,在中國國防科技工業和航天事業的歷史舞臺上,錢學森開始了叱吒風雲、無私奉獻的一生。

　　“那時,錢學森的意見確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問題也並非如此簡單。”據錢學森的秘書、學術助手涂元季介紹,早在1955年至1956年,原蘇聯、美國的人造衛星並沒有上天,洲際導彈技術在國外也沒有突破,所以當時對於導彈究竟能不能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防技術,一般人並沒有明確的認識。“他對制導技術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剖析,並由此得出結論説,這個問題在短期內易於突破。錢學森的分析統一了大家對導彈問題的認識。所以,在‘兩彈一星’問題上,以錢學森為代表的老一代科學家對於中央作出決策,發揮了重要的促進和支撐作用。”

　　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向國家提出《建立中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這個建議在當時超前而大膽。同年,他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隨後,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制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

　　就在新中國初步掌握導彈技術以後,蘇聯突然終止了援助。下一步怎麼發展?這個問題擺在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和科學家面前。這時,錢學森按照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的辦法,充分發揚技術民主,堅持從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經過將近一年的討論,我國在1965年制訂了《1965—1972年我國火箭技術發展途徑的意見》。“這一計劃後因‘文革’的干擾未能按時實現,但卻規劃了我國火箭導彈事業從‘中近程—中程—遠程—洲際’的發展藍圖。”涂元季説。

　　作為一名高層技術領導人,錢學森在科技管理上花費了很多心血。據涂元季介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各項事業的管理非常落後,觀念比較陳舊;再加上政治上的極左思潮,將正確的規章制度看成束縛人們積極性的“條條框框”予以“砸爛”,把發揮專家的作用斥之為“專家路線”予以批判——這與航天這樣的高科技事業極不適應。“錢學森出於對黨的事業的責任心,于60年代初在五院曾多次講解科學技術的組織管理工作,並在報章雜誌上公開發表文章,論述科學研究的組織管理,強調要加強科學組織管理工作。他在五院倡導設立總設計師制度和總體設計部。他借鑒軍隊中參謀機構的經驗,明確總體部的職責,得到聶老總的支持和贊同。他從抓計劃協調技術應用開始,大力推行現代管理技術,並結合中國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出一套系統工程的管理辦法,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