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的意義上説,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爭取和實現人權的歷史。進入階級社會之後,人權的歷史就表現為被壓迫者反抗壓迫、爭取確認人的尊嚴、價值和基本權利的歷史。反壓迫、反剝削和反歧視是人權的本質特徵和內在要求。在古羅馬奴隸制社會,奴隸起義的領袖們曾喊出過“不自由,毋寧死”的豪言壯語;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農民領袖們曾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大膽詰問,舉起過“等貴賤,均貧富”的戰鬥旗幟。就是這樣一些可歌可泣的鬥爭組成了人權的歷史。這個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
從嚴格的意義上説,人權作為一個普遍的政治理論概念,是17、18世紀歐洲資産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提出的。為了對抗和否定當時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權、君權和等級特權,資産階級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舉起了“天賦人權”的旗幟。他們斷言,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獨立、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財産、自由、平等及反抗壓迫等等,是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剝奪或放棄這些權利,就是剝奪或放棄人的做人資格,是違反人性的。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首先將“天賦人權”寫進資産階級革命的政治綱領,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該《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係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則第一次將“天賦人權”寫進了國家的根本大法。它宣佈:“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産、安全和反抗壓迫。”此後,各國資産階級在奪取政權後,人權相繼被載入憲法,成為資産階級民主制的重要內容和象徵。這樣,就形成了人權概念的第一個形態,即資産階級形態。
資産階級反對神權、君權和等級特權,反對將權利訴諸神性,而主張訴諸人性,並從人性中引伸出自由、平等的人權,這在當時曾經起過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非常進步的歷史意義。但是,資産階級形態的人權概念從一開始就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封建的等級特權被打倒了,但是資産階級的階級特權被合法化了。私有財産權利披上了神聖的外衣,資本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被宣佈為最終的人權。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種“人權本身就是特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前提是少數資本家佔有生産資料、絕大多數勞動者被剝奪得一無所有,所以,在這裡,被宣佈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産階級的所有權,自由只是資本榨取工人最後脂膏的自由,平等也無非是資本平等地剝削勞動力。與此相應,資産階級民主制所宣佈的各項政治權利和自由,歸根到底也只能是資産階級共同壓迫勞動人民的自由。
正是由於資産階級的人權形態在事實上將廣大勞動人民排除在“人權”之外,所以,從資産階級提出“人權”之日起,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便開始了爭取自己的真正人權的鬥爭。起初,他們接過資産階級的“人權”口號,從中吸取或多或少正確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要求,賦予自己的階級內容,作為向資産階級爭取自己權利的旗幟。他們抓住資産階級的話柄,指出:自由、平等權利不應當僅僅是表面的、政治上的權利,而且應當是實際的和社會、經濟上的權利;必須消滅的不應僅僅是等級特權,而且應當是階級差別本身。這樣,人權的要求就不再限于政治權利了,它也擴大到了人的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問題了。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在“自由、平等、人權”的幌子下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秘密和偽善,科學地揭示了只有以消滅私有制和剝削為目標的共産主義才能真正實現人權的道理,標誌著科學的無産階級形態的人權概念的形成。按照這一概念,人權的基礎並不是什麼抽象的人類本性,而是人的現實社會本質即勞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權利是與人的勞動機能和人創造物質精神財富的實際貢獻不能分開的,因而也是與人的生存和發展不能分開的。所以,人權的首要前提就是消滅私有制,排除階級剝削和壓迫。自由只要與勞動擺脫資本剝削和壓迫相抵觸,那就只能是騙人的東西;平等如果不涉及消滅私有制,那就必然要流於荒謬。一句話,只要私有制和剝削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因此,無産階級的人權要求就是,在消滅私有制和剝削的前提下,在保證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這種人權形態的理想是:“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蘇聯十月革命後公佈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首次使無産階級的人權概念上升為法律原則。此後的各社會主義國家也都在憲法中規定了類似的內容,從而使無産階級人權概念的理想在一定的地區和程度上成為現實,並深刻地影響和豐富了此後世界範圍內的人權概念。社會主義人權形態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貢獻在於:它摒棄了資本主義人權形態的虛偽性,一方面提出並突出地強調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確認並強調了政治權利和自由的社會制度和物質條件的保障,從而大大豐富了人權的內涵,改變了人權概念的實質,並使成為真實。
進入20世紀以後,人權概念在國際社會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由於資本主義從一開始便與對外侵略和殖民掠奪聯絡在一起,特別是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後,爭奪殖民地和霸權的鬥爭愈演愈烈,終於在本世紀初短短幾十年之內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的生命財産造成了空前的浩劫。所以,二戰以後,保護人權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呼聲。1945年,聯合國成立,“促成國際合作,……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被明確規定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1948年,聯大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系統地在國際範圍內提出人權的具體內容,作為所有人民和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目標,為後來的國際人權活動奠定了基礎。1966年聯大進一步通過了《國際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內容,同時突出地確認了民族自決權、自然資源和財富的主權等人權內容。1986年聯大通過《發展權利宣言》,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1984年聯大通過《人民享有和平權宣言》,宣佈全球人民享有和平的神聖權利。1993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根據冷戰後國際人權領域的形勢,強調了人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和各類人權的不可分割性,並對今後國際人權活動提出了指導原則和行動綱領。在二戰後的50多年裏,聯合國共通過了約70個有關人權的宣言、公約和議定書,其內容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與此同時,各地區根據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制定了各種區域性保護人權的公約,如《美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等等。
聯合國範圍內國際人權概念的形成和發展,是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對峙與共處,以及一大批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登上國際政治舞臺併發揮積極作用為背景的。因此,這一形態的人權概念勢必是一個十分寬泛、複雜,因而也勢必是充滿著鬥爭,在實際上難以操作和缺乏約束力的概念。從總體上看,尚不能説已經有一個為世界所有國家公認的完整的人權觀。但是,從主流來看,國際人權形態的形成和發展,的確極大地豐富了人權概念的內涵,顯示了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勢。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際社會的人權概念,已經不再僅僅是指公民和政治權利,而且也包括了人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特別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提出和確認,使人權概念在國際範圍內突破了西方資産階級的狹隘框框。
第二,國際社會的人權概念強調了人權內容的不可分割性。1968年的《德黑蘭宣言》和1977年的《關於人權新概念的決議》都強調指出: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互相依存的,對於公民、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應給予同等的關注;若不同時享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則公民和政治權利永無實現之日。這些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打破了西方國家壟斷對人權概念解釋的局面。
第三,國際社會的人權概念已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利,而且更重要的是集體的人權,如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種族平等權等等。在這裡,殖民地、附屬國人民實現民族自訣、維護國家獨立的權利,發展中國家自由處置其自然資源和財富、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和平與安全的權利,相對個人的財産權、自由權和安全權而言,顯示了更加重要的意義。上述集體人權的確認,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堅持反帝、反殖、反霸,維護國家獨立和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利益。這是人權概念在國際範圍內的重大突破和發展。
第四,國際人權概念強調了優先保護集體人權的必要性。《關於人權新概念的決議案》以及此後的一系列人權國際文書均強調,在聯合國系統內處理人權問題時,對於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外國統治和佔領、侵略和對國家主權、統一和完整的威脅、以及否認民族自決權和自然資源永恒主權等等造成的大規模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國際社會應作為優先事項來尋求解決。
總之,在20世紀末的今天,當我們談論“人權”時,它已遠遠超出了資産階級的傳統的人權觀念。雖然我們仍然不時聽到各種舊時代的回聲,但是,人權概念在經歷了數世紀的歷史演變和發展之後,已經具有了十分豐富甚至全新的內涵,並且已日益與和平和發展這兩個總問題聯絡在一起。這是我們現時代人權概念的主流。二、中國人民爭取人權的鬥爭歷程。
責編:張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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