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村支書：農民生活從沒像今天這樣好

　　從年少時盼望著走出農村，到現在擔任村支書、天天思考著怎樣讓鄉親們過上更加富有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站在村頭的田埂上，胡雲彩感慨萬千。

　　胡雲彩是安徽省宣城市績溪縣兵坑村的村支書，1956年出生的他告訴記者，農民的生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

　　吃飯問題曾困擾中國

　　“小時候，村裏沒有公路，不産糧食，家家戶戶都為填飽肚子犯愁。”胡雲彩説。

　　建國之初，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四面環山的兵坑村被確定為經濟作物種植區，主要種植茶葉，糧食則靠國家供給。因此，兵坑村村民每個月要挑著擔子，走十幾公里的山路把國家劃撥的糧食運回村裏。

　　當時，胡雲彩家兄弟姐妹6人，一天吃兩頓飯，主要是南瓜、黃瓜、玉米和高粱，很少吃上大米，菜基本是用水煮，因為沒有油來炒。胡雲彩家不是最窮的。很多村民到了冬天還穿著大褲衩，“不要説棉褲，能有一條單褲就是條件很好的了。”胡雲彩説。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吃飯問題就困擾著整個中國。

　　1949年8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中説，在1949年之前，沒有一個政府使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得到解決。就是這年，中國全國糧食總産量為1．13億噸，人均僅為209公斤。

　　“這209公斤是包含原糧的數字，1斤稻穀只能出7兩大米。當時的情況是，有錢人多吃一口，很多窮人就得挨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告訴記者。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內繼續進行。經過兩年時間，除新疆、西藏和台灣外，全國其他地方都完成了土改，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

　　據陳錫文介紹，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後，全國4．6億農民共免除了3000多萬噸糧食的地租，徹底剷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為以後的一系列建設奠定了基礎。

　　在當時，很多農民家庭非常貧困，儘管分到了土地，卻因為缺少農具難以進行生産。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農民將剛分到的土地又賣出去的情況。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種各樣的農業生産合作開始出現，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農民生産、勞動、分配的集中化程度不斷提高。

　　儘管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樣的合作生産方式符合實際情況，但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偏差，漸漸地，很多農民覺得，自己的勞動與所得不相符，積極性有所挫傷。

　　三年自然災害的出現更是加劇了解決吃飯問題的難度。

　　“一方面是農民的實踐，另一方面是黨和政府的經驗總結。”陳錫文説，從1962年開始，黨和政府就對農業生産制度進行了調整，避免了對農民利益的進一步損傷。

　　在農村，對生産經營方式的探索由農民默默進行著。到1978年，這種探索進入了高潮。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秘密簽下“生死契約”，對土地進行大包乾生産。

　　在1978年，類似小崗村的改革在安徽、四川、貴州等地都出現了。農民自發的改革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以“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為特點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1983年初推廣到了全國，並在15年之後昇華為家庭承包經營制。

　　與生産的變化一致，1980年以後，胡雲彩所在的兵坑村村民，生活也逐漸有了起色。“這個時候國家政策允許搞點自留地，村民們能自己種點糧食，吃飯開始不愁了。”胡雲彩説。

　　生産經營方式的轉變給農業生産帶來了驚人的變化。1984年，全國糧食總産量一舉突破8000億斤，讓全世界都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居然出現了供過於求的局面。

　　農業部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404公斤，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比1949年增加了195公斤，增長近1倍。經過60年的發展，中國糧食總産量居世界第一位，不僅基本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保證了國內糧食安全，而且還為促進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貢獻。

　　農民也能得到補貼

　　在陜西省延安市安塞縣招安鎮，鎮黨委副書記李寶成最近一直在想辦法改善農民的教育環境。用他的話説，現在的農民，農業稅費全部免除，種地有補貼，買農機具有補貼，養豬也有補貼，國家對農民的政策這麼好，我們應該開闊眼界，更快地帶領農民富裕起來。

　　“以前鄉鎮幹部下鄉，農民多少都有抵觸情緒。”李寶成告訴記者，過去，鄉鎮幹部中流傳一句順口溜，説鄉鎮幹部下鄉，吃飯沒人管，狗咬沒人擋，睡覺溜光炕。

　　這種冷遇並不奇怪，因為農民知道，鄉鎮幹部下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催糧要款。

　　200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向十屆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當他講到要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時，全場掌聲雷動。

　　有人統計，在溫總理作工作報告時，“取消農業稅”這句話獲得的掌聲最多，持續的時間最長。

　　實際上，原本5年內取消農業稅的計劃，在2006年就已實現。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在這一年成了歷史。如果時間倒退60年，這樣的舉動人們連想都不敢想。

　　“建國初期的情況是境外封鎖，國內急需建設，工業需要從農業中提取積累，農産品的流通要考慮公平，利益不能流到少數人手中。”陳錫文告訴記者。

　　那個時候，國內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只有少量日用品能夠自己生産，裝備製造業完全是一片空白。新中國急需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所能依賴的，只有農業。從1953年開始，黨中央決定在全國實行農産品統購統銷。最開始是棉花，之後是糧食等，進入統購統銷的農産品逐漸增多。

　　在當時，農産品分3類。第一類是計劃收購，必須賣給國家；第二類是派購，也就是在完成國家任務之後才能自由買賣；第三類是農民可以自行決定買賣的農産品。表面看，農民依然有自由買賣的空間，但實際上，派購的任務很大，在完成國家計劃之後，農民基本上沒有什麼剩餘。

　　“應該説，這樣的流通制度是不得已採取的，是由建國初期的國情所決定的。”陳錫文説，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農業的積累進入工業建設。但是，這樣的制度割斷了農民與市場的聯絡，農民沒有了定價權。

　　這就是工農業剪刀差，這個時期，農業補貼工業。

　　1978年，對農民的好消息傳來。黨中央決定，從1979年夏糧上市開始，糧食價格提高20％，超購部分加價50％。南方農村人均稻穀産量不足400斤、北方農村人均産量不足300斤的地方，國家停止徵購。

　　與此同時，集市貿易得到恢復，束縛農民的東西開始破除。

　　1981年，25歲的胡雲彩貸款3萬元買了一輛卡車，搞起個體運輸。當時主要是把黃山一個罐頭廠的罐頭運到上海，再把上海生産的馬口鐵運回黃山，一個單程下來就能賺三四百元。

　　2004年，糧食市場全面放開，由農民自己決定，國家只負責宏觀調控，在農産品跌到最低價以下時，政府出手購買，保護農民的利益不受傷害。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農産品的流通體制開始慢慢發生變化，資源配置越來越合理。種植業發展的協調性不斷增強，初步走出了“糧上經下、經上糧下”的種植結構“怪圈”。

　　來自農業部的數據顯示，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糧食作物生産實現了由單純依靠擴大面積增加總産向穩定面積、依靠科技提高單産的重大轉變。糧食作物面積佔整個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比重，由1949年的88.5％下降到2008年的68.3％。

　　在陳錫文看來，工業和農業之間有一個臨界點，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工業發展不再需要農業的積累。在我國，這個臨界點出現在剛剛過去的世紀之交，那個時候，我國實現了總體小康。

　　也正是在這個臨界點，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帶鄉、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提法開始出現。

　　1999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主持研究農村稅費改革，次年在吉林和黑龍江試點，免除農業稅。2006年，農業稅壽終正寢。

　　陳錫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2006年取消了農業四稅，再加上五大統籌等收費，一共是拿掉了14項，實際為農民減負1600億元。此外，直接補貼農民的種糧直補、糧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産資料價格綜合補貼，如今已達到1230億元。

　　陳錫文説，從自農業中提取積累推進工業建設，到向農民進行補貼，是個歷史性的變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里程碑。

責編：趙德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