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群體性新聞事件點擊率達百萬 幹部不適應

　　各級幹部應將網絡民意看成人民群眾訴求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對待，及時回應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日前在滬蘇渝皖等多個省市採訪時發現，群體性事件不僅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在網絡上同樣發生。而其中的一些負面“網上群體性事件”，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損害百萬群眾心中的黨政機關形象。對此，許多地方黨政幹部還缺乏足夠明確的認識，對網民回應不足、不及時、不充分的現象普遍存在。多位受訪專家建議，應提高幹部對“兩個輿論場”的敏感度，認真回應多形式的群眾訴求。

    網上“一呼百萬應”現象

　　“在網絡上，一個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萬應’”，安徽省互聯網宣傳管理辦公室主任車敦安説。

　　如2008年11月的“幹部出國旅遊清單”事件，本刊記者2009年2月在網上搜索，僅“溫州赴美考察團”一項，相關網頁就高達八萬多個。僅一條相關新聞的網頁，網民評論就高達8098條。

　　“這一事件的網上點擊數至少是在百萬人次以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蔣家平説。在相關部門對事件涉及幹部作出免職等處分後，這一網上群體性事件才告一段落。

　　近期“百萬級點擊率”的“網上群體性事件”屢見不鮮。如“南京天價煙房産局長事件”、“張家港官太太團出國事件”、“貧困縣縣委書記戴52萬元名錶事件”、“雲南躲貓貓事件”，等等。

　　同樣，另一情形“網上群體性事件”也同樣是“一呼百萬應”，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網民對參與救援幹部的好評鋪天蓋地；中國向索馬裏派出護航艦隊等事件中，在網上均引起了“百萬級的點擊”。

　　記者發現，公權力大、公益性強、公眾關注度高的“三公部門”和其中的公職人員，極容易成為網絡熱點新聞炒作的焦點。

　　例如以“史上最牛”、“天價”等詞搜索，就會發現“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區處級官員別墅群”、“史上最牛的官腔”、“史上最牛的官員語錄”、“史上最牛服務通知”、“史上最牛公章”、“天價煙局長”、“天價薪酬高管”、“天價表縣委書記”、“天價公款賬單”等話題，無一例外都是網上熱點。而且總是呈現為“滾動散髮型”，過一段時間總能出現類似的一個帖子引發網民熱議。

　　曾任上海市政府新聞辦網絡新聞管理處處長的張曉宇説，“史上最牛”加“三公部門”型的網絡事件，溯其本源其實就是公共部門和公職人員“涉腐”、“涉富”、“涉權”等三類事件。在當前社會處於轉型期背景下，人們對於公權力如何參與社會利益的調整非常敏感，因此才會對這些網絡事件如此關注。

　　螞蟻網CEO麥田等互聯網專家説，多元性是網絡意見表達的突出特徵，但是在涉及“三公部門”的負面新聞時，往往看到的是一邊倒的批判浪潮。

　　“網上群體性事件”有新趨勢

　　有關專家對近幾年發生的十多起互聯網內外的“群體性事件”分析後發現，這些事件有三種類型，並呈現出網上、網下群體性事件聯動的特點。

　　一是“現實與虛擬並存型網上群體性事件”。如重慶、三亞等地發生的出租車司機罷運，先是出租車司機小規模群體性抗議，同時一些人把相關情況散佈到互聯網上引起更多人關注，隨後形成了兩個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即現實社會的全城出租車司機罷運，與網上以出租車司機為主要話題的群體性討論。這兩個事件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對抗性。

　　二是“現實誘髮型網上群體性事件”。如“周久耕事件”，直接誘因是南京江寧區房産原局長周久耕在會上，發言反對房地産商降價以及抽名貴煙。他的言行引發了網上持續熱議，主要矛頭集中到官員的職務消費上。現實社會並沒有發生群體性對抗，而網民在網上則形成了強大的“表達對抗”。

　　三是“現實誘發網內網外變異型群體性事件”。如奧運火炬海外傳遞中，一位青島籍留學生高舉藏獨旗幟遭到網民強烈譴責，引起了網上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然後逐步升級到“人肉搜索”，當得知這位學生父母在青島的住處後，一些網民聚集到那裏抗議，在各方勸阻下事件才得以逐步平息。

　　安徽省多位接受採訪的基層幹部認為，這類“網上群體性事件”的後果，在於事件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大量群眾對黨委政府的看法發生某種根本性的改變。

　　一些基層幹部分析，近期出現的一些“網上群體性事件”折射出在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擴散的情況下，整個社會情緒正在發生悄然變化，網民行為也有變化：

　　“從説到做”。網民開始對看不順眼的幹部違法違規行為動真格。過去，網民也多次在網上曝光某些黨政幹部的違法違規行為，但多是“説説就罷”。而在近期，網民呈現出“不處理當官的就絕不罷手”的態度。

　　政治意識、參與意識萌發。如幹部出國消費清單公開後，對有關幹部作出了處理。隨後，一些網民主動曝光一個個清單，曝光－查處－免職這樣的“定律”，大大增加了網民的主動意識、主體意識。

　　不少基層幹部還不適應

　　本刊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一些基層幹部認為，近期某些網群事件頻發，暴露了基層黨委政府對處置這類網群事件的手段薄弱，而這個薄弱的背後，是一些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對網上群體性事件缺乏清醒認識。

　　受訪的基層幹部將處置“網上群體性事件”的手段缺乏概括為“三個進不去”：對網絡，基層黨組織“進不去”，思想政治工作“進不去”，公安、武警等國家強制力“進不去”。

　　更關鍵的是，一些基層幹部反映，部分基層黨委政府目前依然認為“網上群體性事件”僅是百姓閒暇之餘的聊天，而對其造成的心理情緒影響，進而導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影響缺乏正確認識。

　　這就導致一些負面消息甚至不實消息擴散，引發網絡民意沸騰時，地方黨委、政府僅僅依靠公安網絡警察、地方宣傳部門去應對處理，孤軍奮戰。

　　但上述兩個部門在處置網上群體性事件時都有很大的局限。從公安網絡警察看，其力量受到現行體制、技術的限制。安徽省一位公安網監主管幹警説，網絡沒有屬地劃分，可在現實中，各地公安遵循屬地管理原則。網上出現群體性事件時，往往是天南海北的網民就某一地的某件事形成聚集，如何把我們本已有限的網絡處置手段整合，在緊急時能夠做到快速聯合反應，加以有效處置，目前尚無良方。

　　從地方宣傳部門看，則缺乏法律手段。目前，我國每天新增3000家網站，其中90%為體制外的商業網站。對他們傳播轉載不實信息，應依法管理，而現在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此外，由於外資大量進入中國互聯網關鍵企業，一些網站的傾向明顯受到外資影響。

　　處置手段不足，主因還是基層幹部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認識相當不到位。

　　比如有的縣處級基層幹部向本刊記者“倒苦水”：“現在工作壓力和強度比過去高得多，要完成的考核指標也比過去多得多，就這樣累死累活老百姓還是不滿意。真是想不通。”

　　還有的基層幹部對互聯網存在明顯的對立情緒，認為網絡熱點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為信，沒什麼大不了的。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負責“公共行政與媒體關係”課程教學的王石泉博士對此深有感觸。他認為，過去許多基層領導幹部對媒體存在著“不敢説，不會説，不能説”的問題，現在互聯網傳播時代，除了這三大問題之外，還有許多領導幹部對當前網絡傳播的規律理解程度不深，還習慣於“宣傳部把關”，結果導致“小問題引發大熱點”，最終損害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

　　王石泉等幹部教育培訓專家提出，“勿以惡小而為之”，我國傳統文化就非常強調個人細節，加上網絡高倍的“放大器”、快速的“傳播器”等特點，互聯網時代領導幹部的一言一行都在“聚光燈”下。他建議，今後對領導幹部的培訓，要特別增加“互聯網時代中，領導幹部應當如何提高黨性修養和執政能力”的內容，通過深入分析近年來網上熱炒的多起涉公案例，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和教訓，教育領導幹部樹立更加健康正確的財富觀、權力觀，維護好黨和政府在互聯網上的公共形象。

　　處理好兩個“網絡輿論場”

　　調研中互聯網專家指出，在涉及公共權力的互聯網輿論中，實際存在著兩個輿論場，一是各級黨和政府通過權威發佈和權威解讀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動釋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網絡輿論場”，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是信息的主要來源，網絡等新媒體只是傳播載體；另一種是依靠網民自下而上的“發帖，灌水，加精，置頂”而形成的“民間網絡輿論場”，“草根網民”和論壇版主是這種傳播模式的主體。

　　麥田等專家認為，目前這兩個輿論場從關注內容到文章寫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實踐中，“官方網絡輿論場”在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等重大題材上佔據統治地位，而“民間網絡輿論場”在貪污腐敗、貧富差距、行業壟斷、社會保障、城鄉差距等民眾關心的話題上，更容易被網民認可。如何處理好兩個“網絡輿論場”的關係，讓黨和政府的聲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收的方式傳播，成為互聯網時代“網絡護牌”的另一項重點工作。

　　近年來中央和部分省市領導主動上網與網民互動交流這種形式，網民對此持非常正面的評價態度。心理學專家肖澤萍説，看到領導幹部在線“網聊”，一問一答之間就會讓網友産生“同時存在”的感覺，一下子拉近了決策者和群眾的心理距離，增加了民眾對權力的親切感。此外，許多法律法規和行政決策事先上網徵求意見的做法，也得到網友們的普遍好評。

　　而對於過去幾年中各地逐漸建立起來的新聞發佈制度，雖然能夠第一時間將政府的決策通報給社會，但有些因為發佈內容文件化傾向太嚴重，基層群眾又無法互動交流，傳播的效果反而偏弱。現在看來，只有一些針對突發事件和熱點領域的新聞發佈，才能最終成為網絡傳播的熱點事件。因此如何完善網絡時代的政府信息新聞發佈，仍然有待於進一步完善。

　　王石泉等專家指出，互聯網時代下，每個公職人員都是黨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傳播是政府行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目前還有許多基層幹部對此認識不清。培訓幹部在互聯網時代中如何主動設置議題，提高政府傳播效果，在當前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