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代表委員一年一度“述職”於民

　　有人把每年的人代會比作國務院一年一次的“PM”（公司下屬向老闆述職之意）。這個比喻夠形象。總理的確是在做述職報告，而人大代表也的確是在給國務院打分。不僅是總理在做“PM”，代表委員也在做“PM”，給代表委員打分的是公眾，他們要看看代言人參政議政的水平究竟如何。

　　現在，公眾期待漸高，代表委員“PM”一個高分愈發睏難。

　　今年兩會議程未到一半時，就有博客把一些委員提案拿出來説事，像什麼四天半工作制，設立男人節，確立國花國樹，高考不一定非得考外語可以考古漢語，建設“毛澤東城”之類。一些批評意見可能不一定公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眾對代表委員的衷心期待和嚴格監督。這兩屆政協會議，平均每個委員提交兩件以上提案；兩屆人大會議也分別收到700多件和1000多件30人以上聯名的議案，數量可謂不少。但現在，公眾已不僅僅要看你提了多少議案提案，還要看你提了什麼樣的議案提案，你的議案提案是不是集中反映了公眾真正關心的問題。作為代言人，你沉默不行，你發言不著邊際也不行。

　　一些代表委員開始感到了真正的壓力。有意思的是，兩會期間，有些媒體似乎專門和一些“大嘴”代表過不去，時刻恭候著“陣陣雷語”。而少數代表委員顯然也都變得格外小心，被抱住後腰也不接受採訪，玩起了“躲貓貓”。最典型的莫過於2005年北京兩會，一名委員説了句“不能13億人都來北京啊”，遭到公眾和媒體的集體炮轟，她發誓今生再不接受媒體採訪。

　　“躲貓貓”和今生不受訪者，都不是合格的政治家，都有負重托。但這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這種自由的表態和選擇本身，已經打破了傳統的政治禁忌。代表委員開始有角色意識、權力意識，只不過他們還沒有正確理解權力和媒介的關係，還沒有學會如何像政協大會發言人趙啟正那樣自信地面對媒體，3天接受14場專訪。

　　兩會就是一個政治輿論場。輿論場主體除了人大、政協兩大機關之外，主要有三個：代表委員、公眾和媒體。就形式而言，代表委員是焦點，媒體是仲介，公眾是裁判。就實質而言，代表委員是代言人，公眾是權力讓渡者，媒體是紐帶和監督者。

　　僅就這個政治輿論場而言，其生態的進步是可以感知的，雖然這種進步也還相當有限。這種進步來自於三者良性的活動。少數代表委員在“躲貓貓”，但也有數量更多的代表委員開始主動進行媒體公關。兩會前夕，常有代表委員遊説和借助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雖然他們的議案提案並不全關宏旨，有時僅僅是一個地方問題、局部問題。公眾也一樣，雖然“打醬油”的心態還有，但最起碼網友對兩會的關注度有所提高，僅僅從兩會報道中大量的跟帖、留言、提問、博客就可以看出來。媒體本身開始變化，他們的關注焦點已經從少數民族代表的頭飾問題，轉向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平衡問題；從明星委員的當選感受，轉向對明星委員的問題的思考。

　　“PM”還沒有結束，你這次準備給代表委員打多少分？

責編：高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