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困戶享用城管罰沒果蔬的悲哀

　　被城管騎走的小攤販三輪車上的果蔬哪去了？在北京，豐臺城管花鄉分隊用其孝敬了世界公園的大象們；而在長沙，果蔬們則被送給了福利機構和特困戶。據報道，長沙芙蓉區城管綜合執法大隊在處理罰沒物資上，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罰沒—送出—公示”制度，這個制度據説還是全國首創。僅僅今年上半年，他們就為福利機構和特困戶送去水果蔬菜110次，共計2460公斤。（《人民日報》5月5日）

　　看上去，城管好像是為小攤販的果蔬找到了一個不壞的去處。而那些掙紮在社會底層的貧弱群體，也可以通過這樣一條較為穩定的渠道，經常性地吃上新鮮的果蔬。然而，當那些特困戶大嚼“城市走鬼”本小利微的那些水果時，我卻感受到雙重的悲哀：一是小攤小販的生産生活資料，似乎不能以這樣黑色幽默的方式被輕鬆消費；再就是城市特困戶的救濟，也不能以如此殺貧濟貧的方式推進，兩者都是利益受損者。

　　在罰沒果蔬通往特困戶的路途設計上，其實存在著法律的困境。儘管長沙城管處置罰沒物資形成了“制度”，但其也是內部的權宜之計。定位於綜合執法的城管，其執法依據來自《行政處罰法》，而按照該法，罰沒財物交接、登記、保管、清倉都有定期的結算和對賬制度，罰沒物品最終應該進行拍賣並上繳國庫。簡而言之，城管無權自行處置罰沒物資。

　　推衍開來，即便是城管部門百分百地確保將罰沒物資用來“行善”，絕對不會將其中的一斤一兩用於滿足個人或部門的私欲，這樣的處置也並不合適。對類似行為的任何一點點鼓勵，都可能促使其強化此類行為，演變為對城管部門擴大罰沒範圍、加大罰沒程度的一種暗示，從而，在更廣更深的層面傷害社會正義。對於有行政執法權的部門而言，“行善”也是有邊界的，同樣需要制度的約束。

　　那種以為只要不拿回自家，且用於社會公益事業，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抄大罰的思路和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僭越。出發點已經有些偏了，而過程更無法控制，失去監督的權力很難不在張揚的做好事過程中發生扭曲。可如此行善一旦固化，難免不形成“錦標主義”，小攤販將淪落到更加悲慘的境地。

　　從特困戶一方來説，如果他們知曉了其所享用的果蔬是小攤販微薄的家當的話，他們未必就會心安理得。在“擺攤—罰沒—救濟”這樣的果蔬易手鏈條中，果蔬依然是小攤小販的生産生活資料，其性質並沒有因為城管權力的介入而變成國家對貧弱群體的救濟。特別是，這些年來，觸目皆見的城管暴力執法、打砸搶奪攤販的行為屢屢發生，已經嚴重侵害了執法主體的正當性。如此情境之下，這果蔬也是不好下咽的。

　　城市特困戶和福利機構當然需要救濟，那是一個文明國家的責任，也是一個健康社會的義務，但是，不應該以這樣殺貧濟貧的方式救濟，更不能鼓勵其形成制度化的行為。通過對一個底層群體的權利利益的剝奪，來補償另外一個底層群體，小攤小販已經“不服”，而特困戶何嘗又能“願意”？既不服、又不願，則不僅不能實現社會正義，反而會從根本上同時傷及這兩個群體的利益。

　　不論送罰沒物資給特困戶，還是將罰來的水果孝敬了大象，這些做法其實都是城管在遭遇執法困境時的突圍之舉。應該認識到，罰沒攤販物資並非城管執法的唯一手段，“以罰代管”的思路應該徹底摒棄。總是治標不治本，麻煩將永無了局。簡言之，破解罰沒困局的最簡單、也是最徹底的辦法或許就是不罰沒，而代之更有效的疏導和引導。

責編：張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