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産黨歷史上，有兩次會議對中國的前途命運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一次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另一次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它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産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誌著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從此，中國共産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成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粉碎“四人幫”後，舉國歡騰，人心思變，百業待舉。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勢。

    一些新的氣象在神州大地涌動：動蕩局面迅速結束，不少工作開始走上正軌。

    然而，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給滿懷希望的人們潑了一盆冷水。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沒能承擔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實現歷史轉折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這一任務。

    中國共産黨人究竟怎樣才能打破舊的思想束縛，開闢一條發展新路？人們把希望寄託于尚未復出的鄧小平。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4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全票通過了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議。被毛主席稱讚為“人才難得”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鄧小平講話同期聲】

    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既然是共産黨員，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面臨“文化大革命”後百廢待興的局面，鄧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指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他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表示願當大家的“後勤部長”。

    在1977年8月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一些學者建議恢復已中斷10年之久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鄧小平當場拍板：今年就恢復。

    1977年冬，全國有570多萬人走進考場。第二年夏又有610萬名考生參加高考。兩屆共錄取68萬名大學新生。

    恢復高考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更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社會風尚。他們圓了自己的大學夢，青春、熱血、責任和希望，在他們心中激蕩。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成為當時學子們的共同心聲。

    1978年陽春3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55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參加了這次大會。

    【鄧小平同期聲】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産力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産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已經是無産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短短幾千字的講話，數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很多科學家都説，這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

    86歲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抱病參加了大會。他在書面發言中，用詩一樣的語言表達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心聲：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在這個美好的春天，文化藝術領域也恢復了生機和活力。許多文藝工作者重新開始了藝術創作，一批優秀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一大批中外優秀文藝作品陸續重新上映和出版，再次喚起人們對真善美的嚮往。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新華社向全國轉發。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

    這篇5000多字的文章，鋒芒直指“兩個凡是”，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

    針對當時一些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贊成的情況，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對這篇文章給予了充分肯定。鄧小平説：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

    與此同時，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也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各省、區、市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也以不同方式錶示支持，一場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反映黨心民心的大討論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展開。

    【李景田 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我們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為我國邁進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在進行歷史總結和放眼世界時，人們首先強烈感受到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上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要想把經濟搞上去，就要學習世界先進技術。

    1978年10月到11月，鄧小平走出國門，對日本、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進行訪問。

    在日本訪問期間，鄧小平在乘坐時速210公里的新幹線列車時，談到自己的感受説：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他表示，中國要努力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

    鄧小平在東南亞訪問時，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始。會議原定的議程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並確定首先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在分組討論中，陳雲等率先提出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引起強烈反響。會議轉向了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思想路線等問題上。

    11月14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此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出訪回來的鄧小平關注著會議進程，思考著他將要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的內容。他親筆寫下了3頁紙、400字左右的提綱。

    12月13日，在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鄧小平講話同期聲】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978年12月18日，首都北京瑞雪飛揚。這一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召開。

    歷史記住了這個日子，這個日子創造了歷史。

    這個雪白的日子，註定成為中國歷史又一個嶄新的開端。

    這次會議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春風吹拂下，神州大地萬物復蘇、生機勃發。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思想的解放、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興、文藝的繁榮、科學的春天。黨和國家又充滿希望、充滿活力地踏上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全會結束後的第一個陽曆新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同日，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停止對大、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1981年國慶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明了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從此，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掀開了新的一頁。

    也是在這一天，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經歷了20多年的隔絕和對立之後，中美兩國終於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到訪美國，這一天正好是中國的大年初一。這也是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

    在此後的幾天裏，鄧小平同美國各行各業進行了廣泛接觸，也了解了世界現代化的水平和趨勢。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黨開始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撥亂反正全面展開。

    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彭德懷、陶鑄舉行追悼大會，為他們恢復名譽。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

    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撫平了很多人的心靈創傷，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農村還有2.5億貧困人口，人民公社體制嚴重束縛著農村生産力的發展。為擺脫窘迫局面，一些農民自發地分田到戶，改革悄然從農村開始突破。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規定生産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産量、定工分的生産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

    這一措施，受到農民的廣泛歡迎。在安徽的肥西縣和鳳陽縣，就有一些社隊悄悄地把土地分給農民，搞起了包産到戶。

    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的代表，在大包乾的契約上摁了鮮紅的手印。

    在此前後，四川、內蒙古、甘肅、河南、貴州等地也出現了包産到組、包産到戶、聯産計酬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制。

    包産到組和包産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産量明顯增加。但是，也有人提出異議。關鍵時刻，鄧小平説，不要爭論，就這麼幹下去就行了，實事求是幹下去。

    1980年9月，黨中央召開的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以會議紀要的形式肯定了包産到戶。隨後，從1982年開始，黨中央連續5年發出中央一號文件，把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推向全國。從此，農村改革大潮勢不可擋，廣大農村出現了生機盎然的局面。

    【陳錫文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地還是那些地，人也還是那些人，就是把這個農業經營體制改變了，實行了家庭承包經營之後，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産力。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必然衝擊到在“大躍進”運動中興起的人民公社體制。

    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被悄然摘下，換上了“向陽鄉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3年1月１日，中央頒發的農村工作一號文件，要求對實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進行改革，實行政社分開，撤社建鄉。人民公社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為其他領域的改革進行了創造性探索。在農村改革悄然興起的同時，城市改革也開始起步。

    1978年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提出了改革企業管理，適當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要求。這年10月，重慶鋼鐵公司、四川省寧江機床廠等6家國有企業在全國率先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第二年，首都鋼鐵公司等8家大型國有企業也開始試點。

    從1981年起，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全面推廣。

    對外開放，這時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1月6日，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合向中央提交報告，提出由交通部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設想。

    當年4月，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在發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據廣東緊靠港澳，華僑眾多的特點，給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頭建立出口加工區。這一設想得到了鄧小平的大力支持。

    鄧小平説：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就叫做特區。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經過黨中央、國務院的反復醞釀和籌備，1979年7月20日，廣東蛇口響起隆隆炮聲，人們移山填海，興建碼頭。

    在當年林則徐、關天培率領中國軍隊向英國侵略者打響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國經濟特區的發軔地——佔地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業區誕生了。

    1980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審議批准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受國務院的委託，向會議作了關於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立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説明。從此，中國的“經濟特區”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正式誕生。

    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發揮了對外開放的窗口作用，給國人帶來了新的氣象和新的感受。一時間，兩天半就能建好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被傳為佳話。蛇口工業區喊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更是發人深省、催人奮進。

    伴隨著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上千萬人的就業問題凸現出來。1700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陸續返回城市；同時，城市還有300多萬的待業人口。兩項數字相加大體上相當於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何解決如此巨大的就業問題？黨和政府採取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廣開就業門路的措施。

    不久，人們發現，街頭巷尾陸續出現了不少個體的小吃攤、補鞋攤和自行車修理鋪。

    1979年，北京前門大柵欄街道辦的幹部尹盛喜，帶著幾個知識青年，在天安門廣場邊上，辦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賣起了大碗茶。

    在個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的經營者年廣久成了有爭議的人物。年廣久的瓜子名氣大，銷路好，自家人手不夠用，他就找人幫工。很快，雇工人數達到了12人。有人對此表示擔心。

    這件事驚動了鄧小平。他表示：“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的話保護了年廣久，也推動了中國個體經濟的發展。1981年全國從事個體經營的達到261萬戶，從業人員320萬人。個體經濟的迅速發展，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也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進步。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逐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1979年２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法制工作委員會。

    很快，一批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和《選舉法》在內的7部法律相繼擬定，並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這些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邁出了加強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一大步。

    從1980年11月開始的為時兩個多月的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開審判，是歷史的審判、正義的審判，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體現，也使廣大人民受到了一次特別的法制教育。

    在這一時期，黨的建設也有了新的重要舉措。

    繼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後，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全會還討論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調集體領導，強調黨員權利，發揚黨內民主。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提出要改革現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各種弊端。這一講話，成為此後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

    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各級領導幹部。1981年，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一大批有專業知識的年輕幹部脫穎而出、擔負重任。到1982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的新的領導班子中，新選拔的中青年幹部佔66%。

    1982年2月，中央作出《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這一年，有3萬多名老幹部辦理了離職休養手續。

    告別過去、開闢未來的一個關鍵，就是如何正確處理既要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的問題。

    1979年3月，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一些錯誤思潮，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産階級專政，堅持共産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實行改革開放，全面撥亂反正，必須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的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以便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

    從1979年11月起，中央決定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總結新中國的歷史。鄧小平先後11次召集起草小組負責人談話，對決議的起草和修改提出重要指示。他最強調的是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鄧小平同期聲】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産黨。

    1981年6月，歷時近20個月，經過反復修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科學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一文件，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

    1982年9月，中國共産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提出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並確定了到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奮鬥目標。大會還審議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産黨章程》，作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一系列規定。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中國共産黨開闢了一條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路。

    大會引人注目的一個內容是實現新老幹部的合作和交替。

    大會根據新黨章，選舉出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層新老交替的過渡性機構，以發揮許多從第一線退下來的富有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

    在大會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新當選的達到211名。其中包括當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55歲的江澤民，和當時擔任甘肅省建委副主任39歲的胡錦濤。

    【鄧小平十二大同期聲】

    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旗幟。

責編：陳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