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新中國進入了第七個年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帶領下，懷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開始轉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和５月２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要以蘇為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前進的道路並不平坦，社會主義建設也絕非一帆風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一窮二白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複雜的問題。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著不懈的探索。

    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之後，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全黨上下精神振奮，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偉大事業。

    從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春，毛澤東、劉少奇等開展了一系列調查。這場空前規模的調查活動，不僅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也是為指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打基礎。

    １９５６年春節過後，毛澤東一回到北京，便要求聽取國務院各部門的彙報。彙報從２月中旬開始，歷時４３天，先後有３４個部委參加。

    為增加感性認識，彙報期間，毛澤東等人連續６天參觀了在中南海瀛臺舉辦的機械工業展覽。展室是古老而陳舊的，但展品卻是現代的，代表著當時中國工業技術的最高水平。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以蘇為鑒，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説：要引以為戒！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我們的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

探索是從多方面展開的。

    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説，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還表示，要調整知識分子待遇，有特殊貢獻的知識分子工資可以超過國家主席。當年６月，這個承諾兌現了。教授和研究員的最高工資從２５３元提高到３４５元。

    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到會講話。他説，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而奮鬥。

    這年３月，根據科學家們的建議，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編制了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這個規劃提出了國家建設所需要的５７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和６１６個中心問題，明確了各門學科的發展方向。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雙百”方針極大地鼓舞了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作熱情，人們的思想活躍了，視野放開了，科學界和文藝界顯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

    這部由浙江排演的崑曲，當年轟動了北京，轟動了全國。這出改編的古裝戲的演出，當時被譽為“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提供了榜樣。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下午，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剛剛落成的全國政協禮堂隆重舉行。

【毛澤東在黨的八大同期聲】

    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毛澤東不到３０００字的開幕詞，贏得了３２次掌聲。這掌聲顯示出黨的團結、自信與事業的興旺。

    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做政治報告。

    會議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和文化需要。

    會議還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絡。

    隨著我國國內敵我矛盾的基本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在懷仁堂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對於已在全國處於執政地位的黨來説，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説服教育的方法處理好大量存在的人民內部矛盾。

    ３月中旬，毛澤東離京到外地視察。從１７日到２０日，在短短的４天內，他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和上海作了４場報告，進一步闡發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引起強烈反響。中央連續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採取切實措施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絡。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在全黨開展一場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使黨的作風得到改進。

    ３天后，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座談，表明共産黨的真誠態度，歡迎民主人士幫助共産黨進行整風。

    毛澤東提出，希望通過整風，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整風運動過程中，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對他們的反擊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由於對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導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儘管這時在政治上開始出現“左”的偏差，但經濟建設工作仍然貫徹了八大的方針，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

    【馬建堂　國家統計局局長】

    “一五”期間，我國主要農産品産量均較大幅度增長，農田水利基礎建設取得重要成就。建成了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現代工業骨幹企業。１９５７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指標均大幅度超額完成。

【紀錄片同期聲】

    按照黨和毛主席的指示，齊心協力，埋頭苦幹，我們迅速地打下了社會主義大廈的第一批基樁。

    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人山人海的壯觀場面和爭先恐後的勞動競賽是那個時代的生動寫照。

    【新聞紀錄片解説詞】

    獨臂英雄李世喜一個人一次挑了六筐土，顯示了沖天的幹勁。解放軍戰士付榮起和他的戰友們展開了英雄的競賽，他們一次挑八筐到十筐，創造了挑土的最高紀錄。九蘭組的名聲更是聞名工地。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起來到十三陵工地。領袖與群眾並肩參加義務勞動，成為許多人永生難忘的記憶。

    在全國各地，廣大人民群眾也以高昂的熱情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此次出訪是參加十月革命４０週年慶祝活動，並出席在那裏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産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和６８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專程看望了在蘇聯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面對這些激情澎湃的青年學子，毛澤東説：“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這深情的囑託，不僅長久地激勵著在場的莘莘學子，也激勵著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青年。

    “一五”計劃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領導幹部在生産熱潮中忽視經濟規律，急於求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複雜性估計嚴重不足。

１９５８年５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此後，“大躍進”運動迅速形成了高潮。

    接踵而至的是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年底，全國７４萬個農業合作社合併為２萬６千個人民公社，９９％的農戶都參加了人民公社。

    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産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正常的經濟秩序被破壞，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的局面。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澤東又一次踏上南去的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處都要找當地幹部談話，了解情況。一方面，他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興奮；另一方面，他也覺察到，這場熱火朝天的運動需要降降溫。

    １１月上旬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時，毛澤東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兩個發展階段。他還批評了一些人提出的要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産的主張。“大躍進”開始後，糾正“左”傾錯誤的第一步便由此邁出了。

    隨後，毛澤東來到長江中游的武漢。從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上旬，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

    這兩次會議在高度評價人民公社的同時，著重批評了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産主義過渡的傾向，遏止了“左”傾錯誤的發展勢頭。

    １９５９年春節過後，毛澤東在調查研究中了解到農村刮“共産風”、搞“一平二調”的許多情況後，得出結論説：分配不公造成了農民瞞産私分，而根子是人民公社在改變所有制方面走得過快過遠。

    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５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在鄭州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他要代表５億農民和１０００多萬基層幹部説話。在他的大力推動下，這次會議形成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具體方針，確定了公社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以生産隊為基礎，在公社內部實行等價交換等一系列政策。

    經過七八個月的緊張工作，一些錯誤得到制止，形勢已有所好轉。

但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期，錯誤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建設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

    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鬥爭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中國國民經濟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發生了嚴重困難。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農業生産遭到破壞，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給中國共産黨帶來了深刻的教訓。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認真進行調查研究，調整政策，糾正錯誤。

    １９５９年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年初，毛澤東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在杭州集中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此同時，由第一書記挂帥，各省區市的黨委成員也都組織閱讀了這本教科書。

    【楊勝群　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毛澤東談到，社會主義有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他還講到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要充分利用它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一些論述反映了毛澤東對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一步的思考。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一向工作到淩晨的毛澤東，改變了作息。他早早起來，寫了一篇文章：《十年總結》。

    不到兩個小時，１８００字一氣呵成。

對新中國成立１０年間的探索歷程，毛澤東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

    １９６１年１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一個“實事求是年”。這次會議還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進入全面調整時期。

    １９６２年初，在北京召開了空前規模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對近幾年的失誤和挫折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劉少奇的報告和講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坦率承認了中央工作的主要缺點和錯誤。

    毛澤東主動承擔了責任，他説：“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隨後，其他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分別作了自我批評。

    不久，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對國民經濟採取大刀闊斧的調整，並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通過了１９６２年調整計劃，實事求是地擬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具體措施。

    經過全黨的共同努力和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調整工作取得較好的成效，城鄉人民生活開始好轉。到１９６２年底，中央宣佈，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了。

    鼓舞人民戰勝困難，需要調動精神的力量。

雷鋒，一個因公犧牲的普通解放軍戰士，以對黨和革命理想的忠誠、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成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在《人民日報》發表，全國迅速掀起了學習雷鋒的熱潮。

    他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擔任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期間，他身患肝癌，忍著劇痛，帶領幹部群眾同嚴重的自然災害作鬥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被蘭考人民譽為“黨的好幹部”。

    在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的平凡事跡傳遍大街小巷；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連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被人們爭相傳誦；在內蒙古，草原英雄小姐妹與風雪搏鬥的感人故事廣為流傳。

    人民的奉獻，英雄的事跡，永久地流傳下來，煥發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精神力量。

    那個時代，令人難忘的是書寫在中國大地上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篇章。

    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人們治山治水，改變了貧窮山村的面貌。大寨成為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林縣，一個極度缺水的河南山鄉。為了改變窮困面貌，林縣人民用鋼釬、繩索這些原始工具，鑿開太行山的層巒疊嶂，從太行山腰“引漳入林”，建成堪稱新中國奇跡的紅旗渠，徹底改善了林縣人民靠天等雨的惡劣生存環境。

    這裡曾是黑龍江嫩江流域、黑龍江谷地與三江平原的廣大荒蕪地區，被稱為“北大荒”。經過上世紀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的大規模開發，已建成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商品糧基地，昔日的北大荒已變成“北大倉”。

    北京街頭頂著巨大煤氣氣囊的公共汽車曾經是中國缺油時期的一個顯著標誌。

    經濟調整時期，國家加大了對石油工業的投入。

【新聞紀錄片解説詞】

    根據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潘鐘祥、黃汲清等人提出的，在陸相地層可以形成具有工業開採價值的生油層的理論。１９６０年２月，３萬多名石油職工揮師東北松遼盆地，展開了大慶石油會戰。

    為使中國儘快擺脫貧油帽子，“寧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鐵人”王進喜率領的１２０５鑽井隊作出了突出貢獻。１９６４年，大慶被樹立為全國工業戰線的旗幟。１９６５年，中國基本實現了石油自給。

    正是在那個艱苦創業的年代，新中國國防工業取得重大突破。

    早在１９５６年，研製導彈、原子彈就被列入我國的１２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１９６０年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製的導彈。１９６１年，在蘇聯已經撤走專家、帶走圖紙的嚴峻情況下，黨中央作出以研製“兩彈”為中心，加速發展國防工業的重大決策。

    １９５８年秋，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對一個３４歲的青年人説：“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徵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這個青年人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這項任務，隨後就消失在親朋好友的視線裏，開始了長達２８年的隱姓埋名。

    這個“大炮仗”，就是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這個人就是被稱為“兩彈元勳”的鄧稼先。

    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朱光亞等一批批科學家，為了祖國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無聞，艱苦奮鬥，無私奉獻，以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歷史將銘記這一天。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試驗基地爆炸成功。

    消息傳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已經華燈初上，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正在這裡拉開序幕。

    就在《東方紅》演出期間，周恩來宣佈了這個震動世界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昂，歡欣鼓舞。

１９６７年夏，來自中國西部上空的一聲巨響，宣告了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創造了最短時間內連續成功研發原子彈、氫彈的紀錄。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５月１日，當它飛臨祖國上空的時候，《東方紅》樂曲響徹寰宇。天安門廣場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人們，和全國人民一起歡聲雷動。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７日，我國生物化學研究領域傳來捷報。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等單位密切合作，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的蛋白質。

    １９６４年成功排演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對新中國文藝工作的一次檢閱，代表了當時國家的最高藝術水平。這一時期的戲劇、電影、音樂、舞蹈、小説、散文和詩歌等都涌現出大批優秀作品，生動地體現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

    １９６４年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年初，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完整地、明確地提出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

    在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中，全黨和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向前發展。

    但是，由於“左”的思想繼續發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不斷擴大，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巨大挫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匯報》刊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下發，“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

    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國民經濟遭到嚴重損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踐踏，科技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黨風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

    １９６９年４月，黨的九大召開，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儘管這樣，但是黨內外的廣大幹部群眾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很多幹部群眾都在自己的本職工作崗位上頂著壓力，堅持生産，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一大批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經受鍛鍊，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

    在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局面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以及主持正義的其他國家的支持下，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權利。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説：這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

    １９７１年春，第３１屆世乒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一名美國乒乓球隊隊員誤登上了中國代表團的汽車，中國隊員主動上前致意並贈送禮品。這一次偶然的相遇，為兩國關係的轉折提供了契機。

    毛澤東和周恩來得知此事後，立即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由此開始了“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美國乒乓球隊來華訪問。中美隔絕了２２年的大門就這樣打開了。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兩國領導人的手伸過了世界最遼闊的海洋，握在了一起。２８日，雙方簽訂了《聯合公報》，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過程的開始。

    ９月２５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雙方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在此前後，同中國恢復和建立外交關係的還有意大利、聯邦德國等４０多個國家。西方世界對中國長達２０多年的封鎖就這樣被打破，一個嶄新的外交格局出現了。

    １９７１年９月，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九一三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１９７３年８月，黨的十大召開，一批久經考驗的、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打擊和排斥的老幹部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但總的看，這次會議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

    “九一三事件”後，黨中央開始逐步調整幹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于１９７３年３月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隨後召開的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提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給困境中的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喚起了人們的新希望。

    由於周恩來病情日益加重，四屆全國人大以後，鄧小平全面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著手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迅速收到顯著效果。

    這次整頓實際上是後來撥亂反正的預演。雖然因為受到“四人幫”的干擾而中斷，但它對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未來中國的啟示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

    １９７６年對黨和國家來説是一個沉重的年份，人民流下了太多的淚水，民族經歷了太多的苦難。

    １月８日，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周恩來逝世，十里長街，萬人同哭。清明節前後，爆發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隨後，鄧小平再一次被錯誤打倒。

    ７月６日，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朱德逝世。

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發生芮氏７．８級強烈地震，並波及天津、北京，死亡２４萬多人。

    ９月９日，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舉國悲痛。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歷史功勳，將永遠記載在黨和國家的歷史上。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當晚，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

    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責編：陳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