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旗幟》中唯一的女編導，徐潔的片中帶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細膩和感性，“我完成的是第二集《浴血奮鬥》，講述從1922年到1949年之間發生的事情。”這一集從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講起，歷史的重大事件在鏡頭中逐一閃過，真實事件、真實影像的感染與震撼，幾乎讓中國近代歷史的記憶復活，帶人重回中國近代歷史的長河中。正如徐潔所説的:“想讓當代人完全了解中國近現代革命履歷，並理解其內涵與價值並不容易，尤其是年輕一代。”

　　黃洋界上，找到了貫穿創作的情緒

　　1月7日，徐潔帶領攝製團隊一行6人從北京出發來到江西南昌，“我們似乎一腳就跨進了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的天空，走到哪都在下雪，這也契合了我對這段歷史的感覺，中國共産黨打天下的那20多年可謂步履艱難、驚心動魄，而最終的勝利是多麼的來之不易。”

　　為了拍攝井岡山，攝製組在淩晨4點就頂著暴雪上山了，山林早已經封閉，只有這一輛挂著防滑鐵鏈的汽車艱難地在山中爬行，車子壓在厚厚的積雪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到達黃洋界時正是清晨，界碑上空挂著一彎新月，清冷的月光灑下來，讓徐潔看清了碑上 “黃洋界”三個穹勁的大字，“那是朱老總的筆跡，那一刻，我很震撼，感受到老一輩革命家們堅韌、豪邁的絕頂臨風的氣概，這個感覺也由此貫穿在整個創作過程中。”這種情緒在製作結尾的一組45秒畫面時，被徐潔全部傾注了進去，“在第二集片子結尾，回顧了眾多在偉大解放事業中奉獻的人們，那是一組群像，從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到無名的英雄，一個個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閃過，幾乎是一氣呵成的段落，讓我如釋重負，仿佛也了卻了山巔上那一次情感的牽掛。”

　　湖南是此次行程中重要的一站

　　湖南是此次行程中重要的一站，行至長沙，依然是漫天飛雪。新民學會、橘子洲頭在厚厚的積雪中，呈現出新的意蘊。在長沙岳麓山拍攝當天，攝製組遇上罕見的暴雪天氣，但這在徐潔眼中卻成了難得的取景機會，南郊的岳麓山、清風峽一片銀裝素裹，愛晚亭牌匾上的毛澤東題字似乎格外生動，“為充分發揮高清數字設備的長處，追求影像清晰度柔和、漸變過程柔順、層次更為豐滿的畫面表現力，我採用定焦鏡頭和安琴數字變焦鏡頭相結合的拍攝手段，將原創性的視覺節奏發揮到最佳。”攝製人員們的創作興趣此時似乎已經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馬不停蹄地來到毛澤東就讀的湖南第一師範、湖北武漢的辛亥革命紀念館、張之洞紀念館等地，“使用長焦拍攝和相對低的景深，充分運用色彩語言的喚情功能，拍攝了校園中象徵希望的紅旗、孫中山先生的銅像、漢陽造的槍支等畫面，使之呈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激情。”在最終成片中，以此方式拍攝的大量現代空鏡成為亮點之一。

　　講述趙一曼時，畫面上出現了一列火車

　　在湖北的梅園，徐潔選擇較多的時間來拍攝冬日的梅花，含蓄的美中不乏傲骨，這些畫面將用於對趙一曼烈士的講述中，“通過鏡頭的語言，我希望讓觀眾體會到我對這段歷史理解後的感受。”徐潔説，這種理解是帶有情緒的，於是每一個出現的鏡頭也有了情感，“在講述趙一曼寫給兒子的遺書時，畫面上一列火車在酷寒的大地上孤獨地遠去，為什麼呢？”解説詞裏並沒有解釋，其實了解了那段歷史就會知道，趙一曼是在火車上寫下了那封天人相隔的遺書，因為她當時正被日本人秘密押解到哈爾濱的珠河縣城執行槍決。“片中每一個畫面都是在嚴謹地忠於歷史真實的同時，努力追求藝術感染力的表達。”

　　徐潔坦言，攝製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對於那段歷史，不再局限于文字上的知道，而是一種感動、一種理解。比如在看到紅軍長征第一山的文字時，頭腦中的影像全部是虛構的，而到了瑞金當地，看到那座不起眼的雲石山時，看到出發時人們曾停留過的小廟，現實和想像中的落差讓人的內心有一種震動。”

　　很多時候，講述一個事件，不同的編導會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提起日本投降，按以往經驗，通常會使用密蘇裏號戰艦上的投降儀式歷史鏡頭，“那個畫面用過太多次，我希望同樣是使用老資料，但是能做出新的感覺來，偶然在一個內參片中看到一個鏡頭，是日本在故宮廣場上投降，在國人心中威嚴的故宮裏完成這樣一個大場面的受降儀式，它的象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它所釋放出的感染力應該要比在密蘇裏號甲板上更大。於是在經過多方查找後，最終在片中採用了。”

　　作為編導，徐潔最激情的時候莫過於晚上的剪輯時間，當一個個鏡頭被編輯穿插，以求表達那段盪氣迴腸的歷史時，她的心總是被一種情緒充滿，“感覺自己好像正在打開‘歷史的漂流瓶’，而看到的觀眾則會更多地了解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那段崢嶸歲月。”（本報記者 張維 ）

責編：李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