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８月１６日電（記者楊躍萍）“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二十多年綠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場，創造資産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這首流傳于滇西保山市施甸縣的民謠，不僅唱出當地群眾對雲南省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的敬重，還生動地向世人詮釋了一名共産黨人６０年如一日對理想信念的堅守。

　　楊善洲從１９５３年擔任區委副書記起，先後擔任過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１９７７年擔任保山地委書記，直至１９８８年退休。他很少呆在機關，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跑。他下鄉，總像一個三人戰鬥小組，司機、秘書，一輛２１２吉普，其他隨員一個不要。上路，直奔田頭。碰上飯點，老百姓吃什麼，他吃什麼，吃完結賬。

　　為提高畝産解決群眾溫飽，他親自試驗並示範推廣“三岔九壟”插秧法。直到現在，保山當地群眾插秧還沿用這個方法。他還推動了“坡地改梯田”、改秈稻為粳稻等試驗田。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年保山的水稻單産在全省排第一，保山獲得“滇西糧倉”的美譽，楊善洲被人們稱作“糧書記”。

　　他擔任地委書記後，按照政策組織部門上交了他家人“農轉非”的報告，他聞訊後堅決要求撤銷了報告。當時，“農轉非”指標很緊俏，他説：“機關裏大多數幹部家屬的農轉非沒有解決，不能只解決我的嘛。”他的妻子和大女兒一輩子都在農村。

　　他擔任地縣領導幹部３０多年，工資不低，可直到退休也沒有能力為在農村的家蓋一所像樣的房子，他家的房子曾經是全村最差的。他的錢大多“散”到了困難群眾那兒，看到困難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個買種子、買牲口少錢，他就從自己兜裏往外掏。有人勸他不必這樣做，他説：“我是這裡的書記，老百姓有困難，我能看著不管嗎？”

　　１９８７年，他到施甸下鄉，女婿來找他，説家裏房子又漏雨了，能不能湊點錢修繕一下。他還是那句話：“我暫時沒錢，這旮旯漏就搬到那旮旯住。”可當他聽説保山大官市大隊成立了茶葉專業組卻缺乏生産資金時，硬是一次湊了８００元給專業組送了過去。

　　楊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林場種樹，全家想方設法借了５萬元在施甸縣城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幢新房。老伴找到楊善洲：能不能湊點錢，幫娃娃們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僅拿出９６００元。為了不拖累孩子們，楊善洲做主把房子賣了。    

　　１９８８年３月楊善洲退休後，婉拒上級安排他到省城安享晚年的厚意，走進施甸縣大亮山，與１５名職工一道開始了起早貪黑植樹造林的生活。

　　那時，就地取材搭起來的４０多間油毛氈棚是大家的棲身處。１９９２年，大亮山林場蓋起第一間磚瓦房，大家請楊善洲搬進新房住，他不肯，硬是讓給了新來的技術員。在四面通風透雨的油毛氈棚，老人一住就是９年。

　　為了節約造林資金，楊善洲到集貿市場撿果核，常背個糞箕到村寨路上撿騾馬糞豬糞，給樹苗做底肥。

　　楊善洲雖然是大亮山林場的主要創辦人，卻堅持不從林場領取報酬。最初的幾年，林場每月給他補貼７０元伙食費，後來調到１００元。林場曾多次要給他一個月５００元的補助，他總是一句話頂回來：“我上山來是種樹的，要那麼多錢幹什麼？”

　　２２個寒暑過去，昔日山禿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綠裝，大亮山林場人工林面積達５．６萬畝，經濟價值超過３億元。２００９年，８２歲的楊善洲把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給國家，施甸縣政府決定獎勵楊善洲１０萬元，被他當場謝絕。經再三勸説，他接下了保山市委市政府獎勵的２０萬元，捐出１６萬元用於公益事業，僅余４萬元留給他一生愧疚的老伴。

　　老人去世後，人們把“大亮山林場”改名為“善洲林場”，永遠懷念他。

　　“楊善洲不僅是共産黨員的典範，也是我們每個人做人、做事的楷模。”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福泉説，“我從楊善洲身上看到的是一種樸實、純真的共産黨人的品質和人格力量。同時他身上反映出我國社會普遍推崇的先人後己、為人謀利益的君子之風、君子之德。”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