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央電視臺高級編輯、五集文獻紀錄片《大魯藝》總編導  閆  東

    由中央電視臺、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陜西省廣播電影電視局、陜西廣播電視臺聯合攝製的5集大型文獻紀錄片《大魯藝》，于5月19日開始至26日，短短的一週之內，在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綜藝頻道、綜合頻道、中文國際頻道和陜西衛視，八個輪次的聯動播出。該片以口述歷史的紀錄方式，對百位平均年齡90歲的老一輩文學藝術家進行搶救式採訪拍攝，全面準確地闡釋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意義和精神內涵，也成為口述體文獻紀錄片創作新高度的探索與實踐。

    近年來，我對口述體文獻紀錄片情有獨鍾，從2004年的偉人文獻紀錄片《百年小平》中105位親歷者的口述採訪，到2007年國家主席文獻紀錄片《楊尚昆》中多達280人的口述採訪，到2008年的中央電視臺建臺50週年文獻紀錄片《開創》中50年50人口述央視50年前的初創與發展，再到今天《大魯藝》百位“魯藝人”集體回憶70年前的往事，從採訪規模到採訪年齡的擴大，到穿越年代的擴大，採訪拍攝難度一次比一次高，而收穫也越來越多。

    口述歷史不是從電視裏産生的，它是一種歷史研究方法，比較有影響的如歷史學家唐德剛等。同時，電視片採用口述體的方式也不是我首創，鳳凰臺和國外電視媒體早就有類似的節目。但是它們一般大都是以一個人物或幾個人物的口述，作為結構整部片子的主幹。儘管選取人物時也頗費心事，個人的講述有時也很深入、很動情，但我總覺得它視角比較單一、太個人化。而我們做文獻紀錄片，是要經受歷史、政治和時間的考驗的，是寫大史，而不是傳奇。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2004年我們採訪了105人，創作了《百年小平》，開始了口述體文獻紀錄片的探索。

    口述體文獻紀錄片是搶救性工程

    歷史雖然無法複製，但親歷者可以講述所聞所見，我覺得，要凸顯文獻價值，就要加強親歷者的採訪，“口述”的特點不僅要保留而且要放大。

    因此，我們盡可能聯絡認定的採訪對象，儘管有的再三拒絕，有的已經住院，但我們盡一切可能去採訪，把這一原則貫徹到底。我們所做的文獻紀錄片歷史跨度都很大，基本上都在50年以上，很多親歷者、見證者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也不佳。我們以只爭朝夕、搶救式的精神狀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採訪，有時我們甚至是從死神手中搶奪歷史——有些人物在節目播出前就已去世了。本片第五集涉及20幾位東北魯藝老人的聯絡，時間緊迫，我親自上陣，幾乎三天沒有放下電話，沒怎麼出屋，飯菜直送我房間，編織採訪線索，在我心目當中，這些人的採訪至關重要，甚至對於片子的成敗是決定性的。

    在《大魯藝》中，我們搶救性的拍攝、挖掘八十位耄耋老人，這八十位老人，應該説大多是我們國寶級的文化文藝的巨匠。我記得一些場景依然在我的腦海當中閃現，賀敬之老人88歲，採訪他的時候，因為柯岩老師去世不久，他還在那種情感當中，但老人還是滿足了劇組時間如期到位，在正式採訪之前，他還進行了深入的溝通，以達到一種情緒狀態的穩定。拍攝92歲黎昕老人的時候，採訪組已到家中，老人懇切地提出：能不能把這個時間再往後拖個把星期，雖然這些事都是親歷的，有些細節再去考證一下。我還記得，在長春拍攝到了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90歲的林白，老人的記憶確實有一些減退，但是採訪到的內容確切真實感人，她的女兒王曉蓮親自陪同劇組從北京到長春採訪，當知道我們已無法採訪到陳強時，她把10年前拍攝到的陳強口述內容無償提供給了攝製組，讓攝製組編導十分感動。我們正是帶著這樣一種感覺，踏上了將近一百天的採訪之路。還有為了搶救式的拍攝和搶救資料，我們找尋到20年前、10年前採訪到的影像資料，大多是已經故去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他們很多都是大師級的人物，如艾青、歐陽山尊、光未然、時樂濛、吳印鹹、劉白羽、華君武．．．．．．

    口述體文獻紀錄片是客觀性記錄

    在口述文獻紀錄片的創作中，我們始終堅持只講述自己親歷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具體事實，一般不做評述，歷史評價均由具權威的史學研究者去做。
由於口述者是親歷者，記錄這種有聲有形（更有的口述是在事件發生的實地進行）就很容易把觀眾引入一種特定的歷史時光中，恍如身臨其境、歷史重現，這較那種由演員“搬演”的“真實再現”創作方法，更具有真實感和歷史的質感。

    在創作中，我們體會到口述能夠很好地彌補史料的不足，口述史通常來説要比回憶錄更靠得住。同時在口述史的過程中，對歷史學家有一個要求，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傾向，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敘述者，而且要從敘述者當中得到你要的東西。用電視這種方法來反映口述歷史，會比文字有相當大的優勢。

    《楊尚昆》的拍攝是迄今為止，採訪嘉賓最多的一部，攝製組採訪過280多位與傳主有關的人物，這些人物是曾經與楊尚昆共同戰鬥、工作和生活的親歷者、見證人，他們當中有中共中央和人民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有老紅軍戰士，有臺港澳事務的重要參與者、當事人，還有楊尚昆的生前好友及其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等，尤其是與楊尚昆接觸過的普通民眾的口述歷史資料，更是以往的領袖傳記片所缺乏的。比如，攝製組採訪過楊尚昆于1964年至1965年在陜西省長安縣（現為西安市長安區）牛角村蹲點時的房東的女兒、兒子和當時村裏的幹部群眾，他們回憶的所見所聞表達了對楊尚昆的深切懷念。

    被採訪人口述還原的歷史，如果能夠讓我們相信不僅僅是他的語言，是看他們的表情和眼神，那種真誠的態度，實際上都溢於言表。在《大魯藝》中，每每説起在延安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狀態的時候，他們臉上所呈現的還是他們當年年輕時代的表情和笑聲，儘管都是八九十歲，甚至百歲的人。片中9０歲的孟于老師是最鮮活生動的，回憶和唱起他們在延安唱起的歌曲和朗誦的詩篇，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狀態，這種狀態是按捺不住的。可以説我們採訪的百位老人當中，在回憶起延安的生活和時代，他們都把它作為自己人生當中最美好的時光，留存在自己的深深記憶中。我們幾乎採訪每位老師都是這樣的感覺，我想這都是用口述去還原歷史。

    口述體文獻紀錄片是國際化表達

    在開始籌拍口述歷史的階段時，我和中央電視臺總編輯、副臺長羅明曾對《大魯藝》口述歷史進行過交流，羅總明確希望，在口述歷史上要有國際的創作視角，要在拍攝老人的時候，把他們人生當中最細膩感人的那部分內容，去對話和調動起來。很多專家看了片子後認為，印象最深的不見得是口述者講了什麼，而是他們的眼神，他們的眼睛當中在記憶往事的時候那種光和那種興奮，這反映了拍攝者、採訪人在拍攝採訪過程中特別地調動了這些被採訪者的情緒，並成功地捕捉到那些耄耋老人內心深處隨見反映到臉上的神情。

    為了讓口述歷史更加鮮活、生動，《大魯藝》在照片等文獻資料的運用處理上，使用了大量的動畫製作，總計216條，使用178條，佔全片總時長的五分之一，具有和老資料相得益彰的效果。尤其是為了展示像周揚、沙可夫、呂驥、冼星海、于敏、孟波、古元、彥涵、賀敬之、于藍等魯藝老一輩文學藝術家的人物肖像，長達60秒的動畫獨立成篇，畫面凝重立體且不失樸實。為了表現延安文藝女戰士的青春風采，一段命名為《紅唇綻放》的動畫匯集了多幅當年的老照片，風格鮮明，引人關注。《大魯藝》的片頭特色分明，隨著一道木刻線的有力延伸，眾多當年的人物和景物以版畫的形式一一呈現，那些無不是魯藝美術家們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經典木刻形象形成了一幅生動的延安風情畫卷，隨著片頭的行進而徐徐展開，八組主要場景，既清楚地交代了延安魯藝時代背景，也展現了座談會前後魯藝在諸多方面的成果，真正詮釋並解讀了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的主題內容。這是我和我的團隊去年完成的大型文獻紀錄片《旗幟》片頭用鋼水澆鑄黨徽的又一次創新，紅黑的色調之下，當年的魯藝美術大師們和當今的電視工作者們，進行了一次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更是一次信念與精神的傳遞。

    在《大魯藝》的創作中，為了突破傳統的拍攝角度，與國際化的表達接軌，從2011年9月21日起，攝製組就在全國十多省市進行了外拍和採訪工作，尤其對革命聖地延安的寶塔山、棗園、楊家嶺、橋兒溝、魯藝文學院、文化溝、清涼山等地，為了拍好延安地標符號寶塔山，我們用時一週採景，多角度的深入拍攝。朝霞中、夕陽下的寶塔山在影像中呈現著不同的情緒，體現出攝製人員的獨立思考。在主題音樂創作一個小時的同時，近２０首延安那個時期的名曲音樂作品配樂全片，突出了主題的表達，更是融進到全片節目內容中，歌唱家李雙江演唱的《延安頌》作為片尾曲使用，深情動聽，片尾“深切緬懷已故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

    深情感謝接受採訪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兩塊字幕，完成了創作者對他們深深的崇高致敬。與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同年齡的趙忠祥老師平和內在的旁白，為全片增添了深沉質樸的情緒基調。在拍攝採訪中，人物肖像攝影師魏德運全程跟蹤拍攝，幾十位人物的肖像將作為該片配套發行的音像製品及書籍封面和觀眾見面。讓動態影像和平面影像同時保存。

    雖然文獻紀錄片有特定的政治表達和傳播訴求，但同樣需要走向世界，讓世界所接受。在全世界電影和電視節目當中，紀錄片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種有效的載體，我們在向這個高峰攀登的時候，還要繼續探索和努力，用我們的智慧和技藝，讓中國的形象和聲音更加偉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