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紀錄片是一個“國家的相冊”，那麼，在《大魯藝》這部大型的相冊裏記載的是一段我們中國革命的文化精神史——它是從1935年到1953年近80年間、在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歷史鬥爭中魯迅藝術文學院誕生、發展、流變的輝煌歷史。

    我們常説，中國現在處於一種社會的轉型時期，在這種急速轉變的現實境遇中，尤其是在以物質指數為重要評價基準的社會語境下，最容易受到衝擊乃至變遷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然而，堅守一種正確的精神取向和文化價值觀，在這樣一種變化中的歷史境遇下顯得極其重要。其間，堅守正確的文化價值觀的有效方式，就是通過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把大眾的精神取向引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從而強化大眾對中國革命歷史的集體記憶，增強公民對於中國革命歷史的文化認同。這種集體記憶不僅需要書面語言的承載，而且也需要視覺語言的承載。現在，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大魯藝》在這方面擔當了其他電視節目難以擔當的文化使命。特別重要的是它使歷史事件當事人親身“在場”，在他們發自肺腑的的真情講述中，保證了整部作品強烈的真實感，使這部作品具有極其珍貴的文獻價值及其歷史意義。該片作者在對近百位耄耋老人將近10年的電視採訪中，使每個被採訪者都成為這段輝煌歷史的講述者，它最終完整地呈現出“魯藝”在中華民族的爭取解放的偉大鬥爭中波瀾壯闊的歷史，以個人記憶的方式構築起中國革命歷史的集體記憶。

    當年奔赴魯藝的一代青年學子，儘管他們來自中國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行業，正像毛澤東所説的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可是他們都是為著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都抱定著一種共同的愛國主義的精神，甚至可以説他們都確立著一種死而無悔的人生理想。當年16歲的賀敬之奔赴延安時，心裏想的“就是嚮往延安”，因為“那是光明的頂峰，那是革命的聖地；”于藍當年從北平秘密出走到延安時年僅17歲，她説：“我就是希望找一個抗日的隊伍，我就是希望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我別的都沒有。” 在他們的心目中考慮的不是實現革命的理想對他們個人有什麼好處，而考慮的是實現革命的理想對國家的未來，對民族的命運，對人民的幸福有什麼好處。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放棄了原來相對優厚的物質生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為革命的鬥士。如果説，他們對自己也有所考慮的話，那麼，他們考慮的只是自己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踐行革命的理想，包括以什麼樣的方式流血犧牲（告別人生）。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必將要面對生命的終結，不同的是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生命。那些奔赴延安的一代人選擇的告別方式就是在革命中犧牲！儘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迎面撲來的烈火中頑強地活了下來，可是，他們當初都是抱定了赴死的信念。這種死而無悔的革命信念是他們能夠克服種種艱難險阻的巨大動力，也是他們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與此相反，如果一個人的人生失去了終極價值的引領，只是根據一種功利主義的原則來確定自己的選擇，那麼，他的生命也許會閃耀一時，但終究會成為消失在歷史歲月中沒有任何光艷的塵埃，甚至可能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污泥。

    歷史證明，延安精神是中華民族寶貴精神財富，是推進中國革命走向光明、走向勝利的偉大力量。魯藝精神是作為延安精神的一部分，它不僅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圖景，而且也強化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內容。所以，以魯藝為代表的民族藝術對延安精神的承傳、弘揚與傳播是延安精神能夠發揮出如此重大歷史作用的一種文化保障。從這種意義上講，《大魯藝》即是對延安精神一種有效傳播，更是利用現代傳播媒介對延安精神進行的一種“再生産”。在文字距離我們今天的生活似乎越來越遠的時候，文字所描述的歷史記憶也許會隨之愈加淡忘。影像，在這種文化語境中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與人的歷史遺忘進行抵抗最有效的武器。我們常説，紀錄片比故事片、電視劇更容易進行跨文化的傳播，這也許是因為紀錄的影像能夠有效地降低文化折扣，減少作品傳播中對於文字語言的依賴，進而可以幫助人們與視覺（心理）的遺忘做鬥爭。

    延安，不僅是中國革命的政治高地，也是中國文化的精神高地。中國許多經典藝術作品都是在延安誕生的。如被詩人何其芳譽為“崇高名曲的開端”的《黃河大合唱》，它的歌詞是詩人光未然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寫成的，它的總譜是作曲家冼星海穿著草鞋，披著布衣，打著綁腿在窯洞裏一氣呵成的。 還有中國抗日戰爭著名的革命歌曲《太行山上》，話劇《日出》、秧歌劇《兄妹開荒》、歌劇《白毛女》這些中國民族藝術的紅色經典都是出自魯藝。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産黨把一種與民族革命的偉大使命相互適應的文化藝術植入到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之中，這種成功地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文化實踐，不僅為中國革命注入了一種不斷前行的精神驅動力，而且也為文化作為一種力量在推進歷史演進中的作用，提供了世界性的成功經驗。王國維曾經期望用藝術去替代鴉片，改變煙民的惡習；福樓拜也曾經期望用他的小説《情感教育》能夠終止1870年的普法戰爭。可是，一個人的文化理想就是再宏大，如果不能夠和一個國家的歷史命運相融匯，不能和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相整合，也不能煥發出璀璨的生命光芒。當年，延安的寶塔山吸引著千千萬萬在苦難中尋找民族解放道路的中國人，魯藝的一代藝術家正是匯入這中國革命歷史巨流中的一簇激情澎湃的浪花，他們在延安精神的激勵下步入了他們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壯麗人生⋯⋯

    有人説，紀錄片是一個媒體的“總體套房”。那麼，在《大魯藝》這個總統套房裏居住的近百位耄耋老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現在，我們通過《大魯藝》中主人公們的口述，仿佛跟隨他們回到了那個用信念點燃生命之火的年代！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未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一代人，《大魯藝》在我們心靈上鐫刻的革命理想主義的歷史記憶將使我們銘記終生。

     文/賈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