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裏看懂中國：中國農民工，在歸途列車上迷途(圖)

      因為涉及到發行渠道和觀影習慣，以中國農民工為題材的《歸途列車》在國內至今還沒有公開放映，未來也很渺茫。范立欣通過鏡頭告訴我們，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上，一個普通中國農民工家庭是如何付出代價的？南都週刊主筆_楊猛北京報道

      《歸途列車》的英文名叫“Lasttrainhome”，意為要趕上最後一班火車，才能回家見到親人。

      張昌華和陳素琴，來自四川廣安農村的一對夫妻，在廣東打工，16歲的大女兒張琴也跟著父母來到廣東。2008年春節，一家三口回家過年，結果遇上雨雪冰凍災害，在火車站跟其他40萬乘客一起滯留了三天，才擠上了回家的列車。其實，故事到了這裡才剛剛展開。常年打工在外造成的隔閡，讓張家關係變得緊張，張昌華和張琴父女之間由爭吵發展到大打出手。在高速行駛的歸途列車上，一家三口兩代打工者，遭遇到了諸多社會問題：城鄉差距、留守子女、金融危機、失業保障。最後，張琴去了深圳一家酒吧做服務員，張昌華受病痛煎熬，陳素琴擔心在老家的小兒子張洋像大女兒一樣叛逆，選擇離開丈夫獨自回老家照顧兒子。

      張以慶導演在看完後，評價説：“不像是中國人拍的，又像是中國人拍的。”被他説中的是，導演范立欣是移居加拿大的中國人。范立欣生長在湖北省武漢市，曾在中央電視臺工作，是陳為軍《好死不如賴活》的剪輯師、張僑勇《沿江而上》的錄音師。2006年他旅居加拿大後，加入擅長拍攝全球社會政治問題的紀錄片攝製公司EyeSteelFilm。《歸途列車》是范立欣導演的第一部紀錄長片，但被影評人譽為有“大師氣象”，先後在蒙特利爾國際紀錄片節、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獲大獎。一部聚焦社會“小人物、小事件”的紀錄片，為何能引起共鳴？

      范立欣説，張昌華的命運，就是中國一億五千萬打工者的縮影，這也許就是一個原因。在中國經濟騰飛令全球震驚的今天，《歸途列車》讓世界認識了更加真實、全面的中國。因為涉及到發行渠道和觀影習慣，《歸途列車》在國內至今還沒有公開放映，未來也很渺茫。事實上，去年中國電影市場取得了60億元的票房，但並不包括紀錄片在內。

      南都週刊范立欣

      南都週刊：這是你的第一部紀錄片，為什麼首選中國農民工為題材？

      范立欣：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犧牲最大，貢獻最多的是農民工群體，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點。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往往片面地認為農民工帶來了臟亂，見到農民工就趕緊躲開。每當我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心中總是不無遺憾，甚至氣憤。你沒有權利、沒有道理這樣做。由於政策因素，農民工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孩子上不了學，生病沒錢治，這些促使我開始思考農民工的問題，希望拍攝一部反映農民工生活的紀錄片，引發社會各階層對他們的關注。

      南都週刊：這部片子從2006年冬天開始，跨越了3年。農民工張昌華一家是怎麼找到的？

      范立欣：之前，我為央視《紀事》欄目拍過春運故事。老張就是其中一個拍攝對象。在第二年時，我決定把他的故事進一步完善，碰巧中間又趕上了金融危機、雨雪冰凍災害、地震、奧運會，讓這部片子的層次陡然豐富起來。就這樣，我們拍了3年，大約有300多個小時的海量素材，最後提取了生活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片段。

      南都週刊：片子裏，主人公洗腳睡覺、在床上聊心事，甚至張昌華和女兒張琴動手打架的激烈場面，都一一展現。是你們有意引導他們做出反應？還是張昌華一家真的對攝像機視而不見？

      范立欣：你可以看出，長時間的交往，讓張昌華一家對攝製組有多麼信任。我們至今都在保持聯絡，我和他們就像是一家人。片中有一組鏡頭，張琴在和父親的對打中，對著鏡頭大喊：“拍吧！拍吧！你們不是要真實嗎？現在你們看到了，這才是真正的我！”這場衝突來得很突然。父親希望女兒繼續讀書，但是女兒處於叛逆期。當雙方扭打在一起時，攝像師孫少光正巧站在門口拍攝，把我堵在了外面。很多觀眾告訴我，他們看到這裡很震撼。

      南都週刊：好像和父母的對峙，在張琴這種處於叛逆期的孩子中並不少見。這個情節對於解讀農民工老張一家的生活意味著什麼？

      范立欣：老張為孩子擺脫父輩的命運勾畫了一條路：希望孩子上大學，到城裏工作。恰恰因為夫婦倆常年在外打工，造成父女之間的關係非常生疏，雙方的隔閡很深。其實這是現在農民工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他們為了生計不得不做出犧牲。在歐洲放映時，一個片商看完樣片，第一個反應是告訴我説：他現在要馬上給女兒打電話，因為很久沒回家了。可見人們還是從中找到了希望關注的那種情感。

      南都週刊：我看了片子，發現，真正講到春運的其實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更多是在講一個打工者家庭的真實生活。

      范立欣：春運只是個載體，還有什麼能比春運更能反映農民工的辛苦嗎？中國經濟發展背後，中國農民工群體做出了很大貢獻，也做出了很大犧牲。我拍攝這部片子的初衷，就是向農民工群體致敬。

      南都週刊：2008年春節前正趕上雨雪冰凍災害，張家三口人在廣州火車站滯留了3天，你們是怎麼做到連續三天都不跟丟的？

      范立欣：連我們也不知道，最後是怎麼擠上火車的。當時我加上攝影一共3個人，拿著13個裝器材的大包，既要確保拍攝，還不能跟丟。我提前買好火車票，確保可以和老張的行動同步。在拍攝方面，我和火車站、警方都很熟，所以沒有什麼問題。最大問題在於，當時廣場聚集了40萬人，只要一轉頭就找不到人，而且當時手機網絡全是堵塞的。好在，我在他們身上裝了無線麥克風，約定只要走丟了，就趕快對著麥克風説話。

      南都週刊：從鄉村到城市，父母在漂泊，他們的子女也不由自主裹挾進來。一代一代，這種解讀帶有宿命的味道。

      范立欣：有些矛盾在最初並沒有料到。開始只是想拍攝一個農民工家庭在春節的遷徙之路，但是這個家庭面臨著很多問題，比如，留守子女教育問題、傳統家庭模式和道德觀念的破裂，幾乎折射出中國現代所有的尖銳矛盾，例如社會公平、勞動法規、留守兒童和老人的前途命運等。與此同時，片子還反映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工廠”，在全球經濟鏈條中所面臨的挑戰，是農民工的辛苦換來了城市和國民收入的成就，遺憾的是有些人意識不到這點。

      南都週刊：這些複雜的問題，顯然一部紀錄片無法解決。你覺得老張一家的命運該如何改善？

      范立欣：這部片子在國外放的時候，很多觀眾問我，你到底想要表現什麼呢？我會告訴他們，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實這些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生活方式，跟西方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有很緊密的聯絡。西方跨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哪成本低就把廠子搬到哪，中國要是貴了，就搬到越南去了，變相地對欠發達國家的勞工造成了很大壓力。我希望西方觀眾看到這部片子能反思現在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當然，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只能用攝影機，記錄這麼一群人在大的時代背景下，經歷著什麼樣的波折。

      南都週刊：在798放映完這個片子之後，有一個觀眾對製片人韓軼説，深圳是個國際化都市，很先進的地方，但是片子反映的都是陰暗和醜陋，他認為片子還是揭醜。你有沒有這種擔心，這部片子被看成是揭露不人性和落後一面的片子？

      范立欣：從來沒有農民工問我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在生活中吃了苦的人問我這個問題。問這個問題的，無一例外都是城市裏的人。我不認為我是在給中國抹黑，相反，我是熱愛這個國家的，就好像有一個家庭，母親生病了，我要端一碗藥給她喝，並不是我不愛她。她説這藥很苦不要了，我是順著她來説，ok，不喝就算了，把藥倒掉？還是説作為兒子給她講道理，讓她把藥喝掉？

      南都週刊：有人評價《歸途列車》和中國的大多數紀錄片都不太一樣，而是借鑒了西方一些紀錄片講故事的方式。

      范立欣：無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都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講好一個故事。過去中國紀錄片裏，導演會把很多解説詞放到裏面，故事性弱一點，而西方更注重講一個故事，讓觀眾和這個故事裏的主角産生情感關聯，而不是一味地告訴道理是這樣的。我覺得這幾年，中國紀錄片和世界上好的片子越來越相近了。

      南都週刊：《歸途列車》拍攝時，你獲得了100萬美金的經費支持。這個片子能在國內院線上映嗎？還是説只是小範圍的，只是愛好者和發燒友在看？

      范立欣：100萬的製作經費，應該算是中等偏上。當然對於中國的紀錄片製作方來説，可能是個天文數字。我們的錢大部分花在後期製作上了。這些錢來源於不同的機構，第一類是加拿大的國家藝術基金，第二類來自電影節的藝術基金，第三類來自電視臺的預購。我非常希望這部片子能在中國被更廣泛的人群看到，但是現在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在西方，只要電影院裏放的都叫電影，包括故事片和紀錄片。但在中國，人們還不習慣把紀錄片也當成電影。

      南都週刊：你還會繼續關注這類話題嗎？

      范立欣：我的下一部片子會講中國綠色能源的發展。我看了一個報道，説中國要在甘肅那邊建全世界最大的風力發電站。中國已經意識到可再生資源的重要性，我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其實中國正在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們這一代人比自己的父輩有了相對更多的自由，希望通過紀錄片做更多的事情，能在東西方之間做相互交流。

責編：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