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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城管外包模式引爭議 商販稱最恨執法者勒索

　　深圳城管外包導致的“協管員涉黑”事件，輿論還未討論完畢，湖南邵陽近日又曝出約有千名“市容監督員”代替城管“執法”，衝上了罰款一線。這些監督員不穿制服對違章停車罰款，罰款將上繳區財政，其中80%返還給監督員。交警方稱監督員可勸導違章停車行為，但是否有權力罰款要問城管或街道。而有律師稱，監督員罰款“提成”不合理不合法。

　　不見“宣傳、勸導、督促整改”，就剩下圍追堵截的開票收費。這些市容監督員既未出示執法憑證，更無正規統一制服，套個紅袖章就敢收錢。如此紛擾雜亂的“執法”，這到底是影響抹黑市容，還是在監督維護市容？而當記者追問起這一“外包監督”的合法性，各部門卻開始互相踢起皮球：交警説“這要問城管或者街道”；街道説“具體要問市政府和城管局”；城管局則説“監督員開罰單，是執法委託關係，監督員本身沒有執法權”；而法制辦：“監督員無執法權，開罰單不合適”。

　　可見，在當地相關部門之間，這一外包執法是否具有足夠正當性和正義性，都存在互相抵觸和矛盾的地方。那麼為何上千人的監督員隊伍，還能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大街小巷，對市民進行未必合法的執法罰款行為？這難道不是權力的一種“亂作為”？

　　和深圳的城管外包業務相比，邵陽的尺度都還要大一些。因為從深圳以往的實踐來看，城管只外包了部分服務事項，執法權等核心權力並沒有外包。承包業務的協管員巡查員，也只有告知、提醒、勸導“六字訣”，並無執法權。而邵陽監督員則可直接罰款，而且八成的罰款金額最後會返還給監督員。在法律人士眼中這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的罰款“提成”，無疑是鼓勵和刺激監督員大搞“罰款經濟”的最大動力。

　　嚴刑峻法，是考驗威懾違法違規衝動。但是如果“峻法”本身的合法性就存疑，那處罰越嚴苛，則意味著社會整體的違法程度更高，這種“合法傷害權”對社會的危害和侵蝕就更大。這是法律法規必須講究程序正義的根本所在。

　　深圳城管局此前表態，稱會從設立準入門檻、服務過程全方位監管、引入第三方評價體系等方面重新完善服務外包政策的制度設計。其實，公共服務的外包，必須明晰一個邊界，不僅要明確哪些公共服務可以外包，更要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依法外包。就外包的內容來説，可借鑒西方國家經驗，將服務類行政外包出去，這有助於提升行政效率、提高服務質量；而秩序類的，內涵執法權的顯然不能外包。就公共服務外包的對象來説，必須在法定權限內委託符合法定條件的組織實施行政處罰，不得委託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

　　城管作為“外包”的産物，其執法權是由地方政府將其他行政機關的執法權轉讓而來的，城管本身就不是法定的執法組織，不具有公共服務外包的權力。何況，所謂的市容監督員，並不是組織，不符合法規規定的外包條件。因而，湖南邵陽讓市容監督員代替城管，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當城管等城市公共管理，公共秩序維護等行政服務，從管理罰款向便民服務轉身，或許是討論外包等一切制度模式的邏輯起點，但無論如何，這個轉身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進行，否則，就是對公共服務外包的誤讀，就是對法律的褻瀆。（作者：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