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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雷鋒精神 建設文明社會——公益路上,我們“雷”厲“鋒”行
劉根生是甘肅省會寧縣的一位農民,一次偶然的機會,他來到了首都北京,住在一個賓館裏邊。
然而,來到京城的當天晚上,他幾乎一夜未眠。因為隔壁房間的客人洗浴、上廁所時,水龍頭、淋浴噴頭、抽水馬桶的水嘩嘩地流。躺在床上的劉根生,聽見嘩嘩的水流聲,心疼得整夜睡不著覺。
"聲音一響,心就咯噔一下,揪心得慌,躺不住,坐起來,也坐不住,一整夜來回走。太浪費了!怎麼可以這樣浪費呢?"劉根生從未想象過可以這樣用水,在他的家鄉,人們每天早上從水窖裏打出半桶水,先洗菜,菜洗完後,把水澄清倒出來洗臉,洗完臉後再用它擦桌子,擦完桌子後,再拿來拌飼料喂豬。
劉根生不敢擰開賓館的水龍頭,怕那水就這樣嘩嘩地往外流。他問賓館服務生要臉盆,想接水洗漱,服務生很詫異地告訴他,沒有臉盆。
劉根生的家鄉甘肅省會寧縣,是中國最乾旱貧困的縣之一,年均降水量340毫米,年蒸發量卻有1800毫米,有"會寧水似金"之説。
位於乾旱半乾旱地區的甘肅屬於中國缺水最嚴重的省份之一。在過去的20多年裏,王浩幾乎跑遍了中國所有的河流湖泊和乾旱地區,尋求中國水資源困局的解決方案。
短缺
院士推廣"轉圈洗澡"可省一半水
王浩,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他的主攻方向是水資源管理和配置。7月中旬,他身著一身西裝,配了一雙涼鞋,出現在了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的現場接受採訪。
因為嚴重的腰疾,做過手術,不能彎腰繫鞋帶,因此,他大多數場合都是穿著涼鞋。接受採訪的前兩天,也是穿著這雙涼鞋,他剛從4824米海拔的三江源頭下來,那裏的溫度低至1℃-5℃,同行的人中沒有穿涼鞋的。
他穿著涼鞋走過了很多的河流湖泊和乾旱地區。
1996年,在西部大開發前夕,王浩因為要做西北地區面向生態水資源合理配置的項目,去了另一個嚴重缺水的省份寧夏做調研。在寧夏的中部高原上,有一個十分缺水的地方,叫"喊叫水鄉"."十年九旱"是人們對這片貧瘠土地的描述。
"這個地方缺水到什麼程度呢?老百姓靠著下雨天,將雨儲存到水窖裏,平時就吃水窖裏的水,但水窖的水不夠用,政府就派水車來送水。麻雀是最怕人的,結果麻雀和人爭著去喝水車上的水。"王浩説,因為方圓一二百里都沒有水源,麻雀找不到喝水的地方,渴得連人也顧不上怕了。
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地方。
上世紀末,這個地方的人均收入大約每年1000塊錢,可是一車水拉到地頭,要值80塊錢,佔去了年收入的12.5%.
"一年的收入才1000塊錢,這80塊錢的一車水,多珍貴。老百姓根本捨不得用,只用來喝和做飯。"
在這些地方,洗澡自然是一件極其奢侈的事情。最極端的情形是:一輩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時候、結婚的時候,還有去世的時候。
作為一個對中國水資源困境有著深刻了解的學者,在王浩看來,暢快淋漓地淋浴也是一件"有點太奢侈"的事情。
他"發明"了一種轉著圈洗澡的辦法。"站在淋浴噴頭下轉著圈洗,利用地球重力,不要讓水老衝一個地方,而是均勻地,一邊轉圈,一邊洗,這樣洗能節約一半的水。"
其實城市裏也很缺水。中國有600多個城市,其中400多個城市缺水,110個城市嚴重缺水。
北京也是缺水最為嚴重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120立方米,遠遠低於國際公認的水資源短缺警戒線--1700立方米。
"北京的水資源緊缺程度已經超乎想象。目前的北京用水主要靠過度開采地下水勉強維持,同時迫切地等待著南水北調2014年中線通水到北京。"王浩説,北京已經做了非常的大努力,用水效率超過了美國的全國水平,這在中國是不多見的。
南方的另一個城市,深圳也非常缺水。
深圳的用水源自東江流域,整個東江流域擔負著6個城市的供水和發電任務,從上遊河源市開始,下邊是惠州市,緊接著是深圳,再下邊是香港,然後是東莞,最後是廣州。這6個城市為了高效用水,減少糾紛,對東江流域進行了分水,把東江流域的水資源總量拿出一部分來給生態用,剩下的部分為6個城市的國民經濟用水。分水方案最終獲廣東省政府批准。
但該方案中,深圳由於人口增加較快,人均水資源量相對較少,用水很緊張。王浩估算,深圳人均用水量也在200立方米以下。
中國屬於世界上的貧水國家之一,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分佈很不平衡:長江、珠江、東南和西南諸河流域,GDP和人口約佔全國的一半,但是水資源佔了84%;北方的海河、黃河、淮河、遼河、松花江及西北諸河流域,耕地面積佔了全國65%,同時又是糧食的主産區,是農業的主要灌溉區,水資源卻只佔全國的16%. 尤其是黃河、淮河和海河3個流域的國土面積佔全國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別佔全國的1/3,水資源總量僅佔全國的7%,水資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由於高強度的人類活動,用水量激增,黃河、淮河、海河、遼河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斷流。"最嚴重的斷流發生在1997年,黃河干流斷流了226天,整個河口斷流里程接近800公里。"如今,黃河的平均徑流量已經從過去的580億立方米降到了535億立方米,並且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海河的狀況更為堪憂。
"海河流域無河不幹,有水皆污。從丹江口水庫到北京這1260公里,要橫跨220多條河,當你走到別的流域,河裏都還有水,一進入海河流域,河都是幹的,缺水缺得很厲害。"這是王浩感到最痛心的一個流域,先天水資源分佈就不足,流域人口多,工業發展快,城市化又快,經濟社會用水最終擠佔了生態用水。
王浩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強化水資源需求管理,建設節水防污型社會,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其次,輔助多水源的利用,"作為輔助手段,跨流域調水也是可以考慮的".
浪費
中國工業用水成本僅佔0.6%
於是,王浩所到之處便呼籲提高水價。"老喊水價要調整,於是就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了。"在他看來,把水管理好,最核心的即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水價不高,節水就沒有動力。
他認為,中國的水價格嚴重偏低。這使得中國面臨的水資源最大挑戰是,無序用水、低效用水。
"一瓶礦泉水的價格能買幾百方的黃河水,農民自然沒有節水的動力。"中國的農業灌溉方式多采取大水漫灌而且是超量重復灌溉,這種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浪費,産量也並不因此而增長。
在發達國家,水費支出一般佔到家庭支出的2.5%~3%,工業中,水的成本佔製成品總成本的3%左右。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分別為0.5%和0.6%.
2006年,王浩曾為北京做了一個提高水價的價格模型,"以北京2006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現在的5.07元每立方米漲到11.42元每立方米,對物價的影響僅有0.6%."當然,政府也要充分照顧到弱勢群體。
但事實上,地方在取水許可、水資源論證方面,很多時候仍然是失之寬鬆,"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戶企業的反復勸説,最後的結果是搞水資源論證的人,手一寬,便會造成國民經濟用水對生態用水的擠佔".
目前全國的用水總量是5960億立方米。"但真正一手監測的數據也就20%,大部分是統計填表,不太準確。"王浩説。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監測體系的主要監測對像是自然水循環如防洪、航運、發電、洪水乾旱等方面,而對社會水循環如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的監測相當薄弱。
根據王浩透露,"現在水利部和財政部也都達成了一致,今後三年水資源費將大力加強水資源監測管理體系。"在未來的三年時間裏,要迅速地把20%監測量提高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戶和排水戶全部監測起來,以後逐步完善,增到95%以上。要對80%以上的用水情況、耗水情況、排水情況進行監測,這樣管理才有抓手。"
污染
企業接到超標排放罰單像過年
導致水貧困的另一個殺手:污染。
根據王浩給出的數據:全國幾千個水功能區水質的達標率是56%,還有44%不達標。"在廣大的東部地區,水質基本都沒有達標,特別嚴重的一個是太湖流域,一個是海河流域。"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國家的排放標準訂立得並不科學。
如今適用的排污標準源自上世紀70年代西歐、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標準,"但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中國國情,國外地廣人稀,100公里長的河道,也就三五家工廠,但中國100公里的河邊上,上千家工廠。"王浩説,在珠三角、長三角,100公里的河道,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廠,非常密集。"歐美三五家工廠依照這個標準排放,這條河水是清的,但到中國來,這條河的水就不堪重負了。"
他認為,污水排放的標準必須與江湖水體納污能力挂鉤。大體的程序是:河流先確定水功能,根據服務功能定水質等級,根據水質等級定入河排污量,根據入河排污量,定允許陸上進入河裏的污染負荷量,然後把應削減的污染負荷量分解到各個生産單位,把指標分解下去,這樣從水域反推到陸域的標準才是和諧的。
導致污染惡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守法的成本太高,而違法成本又太低。
在發達的東部沿海城市,王浩發現,"一些企業,一接到環保局的超標排污收費罰單後,企業上下一片歡騰,跟過年似的。為什麼?因為企業若要達標排放,要多花十倍的錢,不達標排放,交一點罰款就夠了。"
制度的不合理,變相地鼓勵了企業的污染行為。最後的污水處理環節,問題同樣突出。
"污水處理廠應該要完成兩級處理工藝,但一些地方的污水處理廠為了節省運行費,進來的污水,只經一級處理(物理處理)就出去了,生化處理就不搞了。"更嚴重的情況是,污水處理廠乾脆停工不運行,到檢查的時候才開啟。
這是中國水貧困的全部現實。
"過去,水是農業的命脈。現在看來,水不僅是農業的命脈,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命脈。"
在此背景下,7月8日,中國召開了歷史以來最高規格的治水會議。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了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定下了三條紅線:總量控制的紅線、效率控制的紅線以及污染控制的紅線。
無論如何,"水資源一定要進行全流域管理,因為水是按流域來流動的,要管理它,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規律。但在中國的體制下,很多事權都屬於區域管理。區域管理要服從流域管理。"
而王浩最大的擔憂仍然是區域的管理不服從流域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