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北京市中心一路向南，大興西紅門鎮北路壽寶莊村，蒲公英中學就坐落於此。從市中心到學校需要2小時，這條路，鄭洪來來回回走了6年。她曾經是北京地質大學古生物的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2005年，她在年逾半百時回國投身公益，創立了北京市第一所被政府認可的農民工子女中學--蒲公英中學。

　　"農民工是這個城市不可少的建設者，出了力，納了稅，城市接納了這些農民工的勞動，為什麼不能接納他們的孩子？" 在這樣的理念下，鄭洪堅持將蒲公英中學建設成為一所民辦非營利性的公益學校，以低廉的價格，給農民工的孩子提供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

　　我們學生的家長們多半是在建築業或服務業謀生。考慮到他們微薄的薪金，而這兩個行業又是向國家納稅的大戶，應當認同他們不僅是首都重要的建設者，而且也是首都的納稅人。因此城市在欣然接納了這些農民工勞動力的同時，也應當痛快地承擔他們的子女的義務教育。--鄭洪

　　350打工子弟校竟無中學

　　就像所有的打工子弟學校一樣，蒲公英中學坐落在遠離市區的城郊。校門外四週塵土飛揚，道路破舊，校門內卻是另一番天地，乾淨的校園、具有藝術氣息的壁畫、活潑大方的學生，還有一群不同膚色和語言的外國志願者。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地大批農民進城務工，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2010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2.42億人。近2000萬流動兒童隨父母進城，從那時起民辦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成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基礎教育的主要渠道。當時北京有40萬農民工子女，有350多所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但其中沒有一所初中。由於戶籍政策和經濟原因，農民工子女要想進入公辦中學是不可能的，很多在北京讀完小學的農民工子弟就此失學走上社會，或者離開父母回到原籍繼續唸書。

　　這就是鄭洪剛剛回國時北京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情況。

　　鄭洪很少談及自己的個人經歷。她出生於幹部家庭，從小家境優越，1992年她赴美前已經是古生物博士，北京地質大學的副教授。在美國經過多年的打拼，她除了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外，還深受美國公益慈善文化的影響。

　　在美國，鄭洪參加了一個名為"Boston Care"（波士頓關懷）的公益組織，這個組織的服務對像是受迫害的婦女兒童、無家可歸的復員軍人、艾滋病患者、殘疾人等，志願者大多來自美國中産階級。第一次去社區做志願者時，鄭洪碰到了一位上了年紀的黑人女教師。這位黑人女教師把大部分假期都用在了社區服務，每週花三天時間到老人公寓裏給老人洗衣服，另外兩天到為艾滋病病人準備食物的廚房幫助準備午餐。這種不求回報的義務服務精神讓從國內出來的鄭洪深受感動。

　　"這些志願者就像黨員找組織一樣，無論工作調動還是家庭遷移，每到一個城市都會馬上去找當地組織。"鄭洪介紹説。

　　鄭洪希望將這樣溫馨的全民公益文化帶回中國，她在49歲時專門在哈佛大學攻讀公共管理學碩士，專業是非營利組織。

　　當她回國開始自己的公益"創業"時已經年過半百了。年齡不但沒有讓她的激情消退，反而讓她感覺更加緊迫。"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曲折太多了，過了50歲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達良好願望或評論社會問題的層次上。我想，如果不能做成一件實事的話，我就永遠地閉住嘴，再也不去對社會問題評頭論足。"鄭洪開始為籌建農民工子弟學校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