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曉義與村民交談地球村環境

【廖曉義檔案】

　　1954年出生於重慶巫溪。1996-2001年中央電視臺“環保時刻”專欄獨立製片人。1996年至今，創辦並帶領環保組織地球村。

　　她是中國第一位獲得有“諾貝爾環境獎”之稱的“蘇菲環境大獎”的人。

　　她推進了26度空調節能行動、無車日、綠色選擇、節能20%公民行動等民間組織聯合行動。

　　所謂理想主義是什麼呢，就是在一個世俗世界裏，你還保持著自己的信念或理想的追求。如果理想主義不是理解為一個不食人間煙火，或者不是那麼偏激的話，我想我是這樣的人。

　　——廖曉義

　　哲學老師開始關注環保

　　為呼籲環保投身電視製作環保理念逐漸被社會接受成立地球村實踐環境保護倡導東方式的環保理念回到農村探尋“樂和”生計

　　廖曉義並非從一開始就是環保人士。80年代，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著與環保完全無關的學術工作。作為一名西方哲學研究者，她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工業文明信徒，但偶然間朋友的一篇文章帶她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這篇文章名為《改造與適應人與自然的兩種基本關係》。文章認為，環境跟人的活動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人類應該約束自己的生産、生活等改造自然的行為，實現與自然的友好相處。

　　這個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還是相當的非主流。為了反駁朋友的觀點，她查閱大量資料，卻發現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已經大大擾亂了大自然的生態平衡，水污染、空氣污染、植被萎縮……她第一次了解並思考到西方工業文明給地球造成的災難。

　　經過調研後，她寫了第一篇呼籲環境保護的文章——《中國工業化和環境代價》，她在文中疾呼：“長此以往，人類可能還未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時，地球就毀滅了，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我們自己。”文章發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管理世界》雜誌上，但在工業化高速發展的90年代，這樣的文章並未收到多大的反響，這令廖曉義有些失望。

　　為呼籲環保投身電視製作

　　如何才能讓環保問題被更多人關注？當時正是電視走入千家萬戶的時代，廖曉義認定電視媒體是培育環保意識最好的載體，便決定製作環保電視節目。“她那時對電視節目製作毫無了解，但她説幹就幹。”當時被她一起忽悠著開始環保的朋友介紹，廖曉義很快就寫好了一個宣傳環境保護的電視節目腳本《綠色文明與中國》（後更名為《綠色訪談錄》），幾個電視圈的朋友也被她拉來當志願者，腳本有了，攝影團隊有了，卻沒有資金。

　　就在此時，她的丈夫前往美國讀博士，她和女兒也得到陪讀的機會。前往美國，除了一家團聚，她還有一個“小九九”——希望去美國打工，給電視的拍攝籌集經費。

　　1991年，廖曉義來到美國，她一邊當保姆打工攢錢，一面嘗試著向一些基金會申請拍攝電視節目的經費支持，並最終獲得了福特基金會的支持。得到支持後的廖曉義馬上決定回國，這讓丈夫十分不理解：“簡直感覺這個人不可理喻，簽證、住房都是費盡週折才搞定，哪知剛安定下來，她卻丟下女兒説走就走。”

　　回國後，經費仍然是大問題，福特基金會的資金很快用完了，她把在美國打工掙的錢也全部投入進來。“為了省錢，我一連吃了100多天的煎餅果子，現在聞到煎餅的味道就想吐。”廖曉義説，最困難的時候自己口袋只有1塊錢，最後還是向單位借了200元維持生活。“借錢要填借款單，裏面有一欄是借款理由，我就寫了四個字——‘為了生存’。”

　　《綠色訪談錄》耗時一年製作完畢，共採訪了30多位環保專家，片長60分鐘。可是卻沒有電視臺願意播出。一個電視臺的負責人告訴她：“現在中國宣傳環保超前了10年！”

　　環保理念逐漸被社會接受

　　1993年，失望的廖曉義又回到了美國，這次除了陪伴丈夫照顧家庭外，她還申請到了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機會。這段時期，她接觸到的許多美國民間環保組織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産生了一個想法：從發達國家的環保經驗中尋求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辦法似乎是一條捷徑。為此，她決定遍訪國際“環保女傑”，製作一部環保電視紀錄片《地球的女兒》，希望趁著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向國內介紹西方的經驗。

　　與此同時，國內的環保理念也在不斷深入。1994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已經問世一年之久的《綠色訪談錄》作為“特別節目”終於得到了在電視臺播出的機會。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廖曉義放棄了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特批招她讀博士的機會，帶著6歲的女兒和《地球的女兒》回到了中國。

　　經過多方努力，《地球的女兒》成功在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播出，並獲得好評。

　　1996年4月22日地球日這天，央視7套節目在晚上6時50分首次播出一檔關於環保類節目《環保時刻》。這檔節目一週一期，向數以億計的觀眾宣傳當時還很陌生的再循環、再利用的環保觀念，節目的製片人和總編導正是廖曉義。

　　成立地球村實踐環境保護

　　在《環保時刻》開播的同時，由她發起的名叫“地球村”的環保組織在北京成立。“啟動經費還是因為《地球的女兒》，福特基金會獎勵的4萬美元，地點是中國農大國際農村環境中心的兩間辦公室。”廖曉義介紹，地球村的第一個項目就是要實踐並恢復中國“垃圾分揀”的環保傳統。而這個想法則來自於一位美國婦女。

　　在美國期間，有一次，在一個垃圾處理廠附近，廖曉義看見當地婦女包著頭戴手套分揀垃圾，她好奇地問：“這是從哪兒學來的方法?”“中國呀，你們現在不分了？”廖曉義愣了，“我們現在不分了，全堆起來，然後填埋。”美國婦女瞪大眼睛：“這麼好的傳統，怎麼放棄了？”正是美國女人的這句話，讓廖曉義決定恢復環保傳統。

　　第一個垃圾分類的項目在西城區大乘巷展開。廖曉義拿著資料來到大乘巷為居民們講演如何將垃圾分類。一般來説，居民日常生活所産生的垃圾可分為三類：可回收垃圾、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她的幫助下，大乘巷居委會建立了北京第一個垃圾分類試點，貼著不同標簽的3個紅色塑料桶醒目地矗立在大乘巷口，居民學習著把日常垃圾分為三類投放，分類後的垃圾由居委會聯絡的小販和企業分門別類地清運走。

　　大乘巷的案例引來了更多的嘗試者。槐柏樹街道試點垃圾分類和可再生展示，白紙坊街道建功南裏小區啟動了垃圾分類回收系統……丟失多年的老傳統又悄悄回來了。

　　倡導東方式的環保理念

　　一邊進行著環保實踐和倡導，廖曉義也沒忘記她的環保紀錄片。幾年間，她相繼拍攝了《美國環保之旅》、《澳大利亞環保行》等紀錄片，在對歐美發達國家長時間的考察中，廖曉義逐漸對包括西方環保理念和實踐方式産生了質疑。

　　“西方人誤解了環保，他們不關注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高消費是環保壓力的根源，不解決根源問題，環保就只是表面工作。”廖曉義説，美國人習慣過著 “冬天像夏天，夏天像冬天”的生活，冬天商場把空調開得很高，人們進去穿短袖，而夏天進商場卻要穿上毛衣，因為空調溫度很低，既浪費了能源，又違背了自然之道。

　　廖曉義認為，環保應當是對物質的享受、對心靈的滋養以及對自然的護養三個方面的平衡。她從自己做起，向身邊的親友推廣這種“三能平衡”的環保方式。

　　她極少用一次性面巾紙，而是改用手帕；不用洗衣機而用塊搓衣板替代；家中不安空調，吃素。她家裏有大大小小的盆子，以方便洗衣、洗菜的水用來衝廁所、衝地板。為了節約用水，廖曉義甚至不主張一天洗一次澡。

　　她外出時儘量避免坐飛機，在市內開始時是騎自行車，但由於騎車技術實在一般，經常要和機動車做“生死搏鬥”，後來便改為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但有時候碰到開會趕時間也會打車。對此，廖曉義認真地檢討説：“我做得也不徹底。”

　　回到農村探尋“樂和”生計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一個月，廖曉義和地球村團隊進入四川考察災情，在幾乎被地震夷為平地的彭州通濟縣大坪村，他們發現一棟木質結構的老房子竟然安然無恙。“這正是我們的祖先適應自然，與自然共處的最好例證！”利用災後重建，讓鄉村建築走上生態文明之路，成為一個“樂道尚和”的家園。就這樣，“樂和家園”的圖景在廖曉義的腦子中形成。

　　當年9月，廖曉義再次來到大坪村，這一次她帶來了紅十字基金會、南都基金會為“樂和家園”提供的380萬元建設資金。380萬元，在一線城市只夠買一間小別墅。但是在大坪村，廖曉義和村民已經建起了80棟生態民居、兩個120平方米診所、150平方米手工作坊以及80套節能灶。重建的民宅採用傳統的土木結構，規模從一層到兩層，建材完全利用當地的木材和石材。謝商明是頭批加入樂和家園建起生態民居的村民，他家的木屋中有廚房、廁所和大陽臺，功能齊備。“政府為我們掏了1.9萬元，樂和家園為我們掏了1.85萬元，我們自己掏2萬元。”看著自己的新房子，謝商明很滿足。

　　除了建築，農民的生計也發生變化，從過去以石灰礦開採和化肥農藥的農産品生産，逐漸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旅遊，樂和家園負責收購産品。以謝商明家為例，謝家共有4人8畝地，其中有6畝多地種了黃連，每年有5000多元的收入。

　　從“西行東歸”到從“城市向鄉村回歸”，樂和經驗能否複製仍未定論。廖曉義説：“我們現在倡導的事，也許超前了一些，但超前的工作必須由先行者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