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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雷鋒精神 建設文明社會——公益路上,我們“雷”厲“鋒”行
9月底,蓋茨與巴菲特將來中國舉辦慈善晚宴。據稱,由於眾多受邀請富豪因不想被勸捐而猶豫是否參加晚宴,蓋茨承諾將不會勸捐。(9月5日《新京報》)
和在美國的慈善動員不同,蓋茨和巴菲特來華,只是宣揚慈善理念,觀察中國的慈善現狀,而不直接勸募。形象地説,在美國,他們是直接招募信徒,來華,他們則只是先進行傳教。
也許,承諾不勸捐,在有些人看來相當於是對中國富豪的“嘲諷”。但是,我們必須得承認,慈善事業仰賴理念、制度、環境的培育,而非單純依賴有錢人的自覺。害怕被勸捐,有多重因素的考慮,並不可一味的貶責。而承諾不勸捐,先從環境考察和理念宣揚入手,也不愧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其實更極端一點地講,即便不擔心被勸捐,樂於成為蓋茨、巴菲特的信徒,也不是一個多麼值得拍手稱讚的事情。現在我們更需要的,並不是被邀請的那幾十位中國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種慈善理念——確切地説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這種私人慈善理念,則需追溯到一種基本的商業倫理身上。
美國現代慈善第一人卡內基,曾在其自傳中,旗幟鮮明地以其對慈善事業的獨特理解來抵抗美國“左派”的學説,譬如國家福利、國家再分配理論等等,正是這些理論為高額遺産稅打通了第一個通道。卡內基為慈善事業賦予的任務是,通過選擇自己能夠勝任的社會事業,通過精確的運作,投放自己的剩餘財富。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不僅要經營企業,也要經營社會事業,後者不單純是國家的責任。通過這種“分權”,他認為國家不應分享私人過多的財富份額,並認為即便充分自由競爭的情況下,競爭的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目標也是可以兼顧的,這種宏大目標的背後基礎,是企業家謹守他們的商業傳統和商業倫理。附會的理解,這種商業倫理正是韋伯所謂的清教徒“天職”觀在俗世中的體現。
從蓋茨、巴菲特的商業軌跡、慈善軌跡來看,他們也是這種典型的美國式慈善家:“轉型”前充分追逐資本的商業回報,“轉型”後經營剩餘的財富,通過自理或者代理,讓基金會等組織精確運作,定點投放到自己關心的社會事業中。他們從經營企業轉向經營社會事業,無形之中也在拓展“商業”的外延,讓社會利益變成了他們所追求的新型利潤,讓商業資本直接變現為社會資本。當商業倫理獲得了更高級責任的支撐,它能收穫更多的話語權和政治意識。這種“慈善家”,不可能簡單用良心、責任來定義。
我很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富豪害怕被勸捐。對於蓋茨、巴菲特的慈善俱樂部,中國的富豪大多還持觀望態度,也多數玩不起。中國的私人資本,更多像無頭的蒼蠅,無以依偎在一種共同的商業倫理之中,它們像一批批遊魂,要麼尋求市場秩序的漏洞而鑽營,要麼尋求政治背景的庇護,或乾脆讓自己隱形。這些私人資本,無法處置自己的命運,沒有主人翁意識,也更無法為自己賦予一種更高級的責任,並以此來夯實能夠自我主宰的命運。所以,它們的可憐,也造就了它們的自私。
這種自私,體現于慈善,是一種功利的態度。中國的企業家慈善,或者説私人慈善,進行慈善事業的目的,要麼是為塑造企業的社會形象,要麼是為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當然,這幾年來,中國的慈善理唸有萌芽,但萌芽的源頭,也不是從資本身上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