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豪為什麼害怕被勸捐

　　9月底，蓋茨與巴菲特將來中國舉辦慈善晚宴。據稱，由於眾多受邀請富豪因不想被勸捐而猶豫是否參加晚宴，蓋茨承諾將不會勸捐。（9月5日《新京報》）

　　和在美國的慈善動員不同，蓋茨和巴菲特來華，只是宣揚慈善理念，觀察中國的慈善現狀，而不直接勸募。形象地説，在美國，他們是直接招募信徒，來華，他們則只是先進行傳教。

　　也許，承諾不勸捐，在有些人看來相當於是對中國富豪的“嘲諷”。但是，我們必須得承認，慈善事業仰賴理念、制度、環境的培育，而非單純依賴有錢人的自覺。害怕被勸捐，有多重因素的考慮，並不可一味的貶責。而承諾不勸捐，先從環境考察和理念宣揚入手，也不愧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其實更極端一點地講，即便不擔心被勸捐，樂於成為蓋茨、巴菲特的信徒，也不是一個多麼值得拍手稱讚的事情。現在我們更需要的，並不是被邀請的那幾十位中國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種慈善理念——確切地説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這種私人慈善理念，則需追溯到一種基本的商業倫理身上。

　　美國現代慈善第一人卡內基，曾在其自傳中，旗幟鮮明地以其對慈善事業的獨特理解來抵抗美國“左派”的學説，譬如國家福利、國家再分配理論等等，正是這些理論為高額遺産稅打通了第一個通道。卡內基為慈善事業賦予的任務是，通過選擇自己能夠勝任的社會事業，通過精確的運作，投放自己的剩餘財富。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不僅要經營企業，也要經營社會事業，後者不單純是國家的責任。通過這種“分權”，他認為國家不應分享私人過多的財富份額，並認為即便充分自由競爭的情況下，競爭的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目標也是可以兼顧的，這種宏大目標的背後基礎，是企業家謹守他們的商業傳統和商業倫理。附會的理解，這種商業倫理正是韋伯所謂的清教徒“天職”觀在俗世中的體現。

　　從蓋茨、巴菲特的商業軌跡、慈善軌跡來看，他們也是這種典型的美國式慈善家：“轉型”前充分追逐資本的商業回報，“轉型”後經營剩餘的財富，通過自理或者代理，讓基金會等組織精確運作，定點投放到自己關心的社會事業中。他們從經營企業轉向經營社會事業，無形之中也在拓展“商業”的外延，讓社會利益變成了他們所追求的新型利潤，讓商業資本直接變現為社會資本。當商業倫理獲得了更高級責任的支撐，它能收穫更多的話語權和政治意識。這種“慈善家”，不可能簡單用良心、責任來定義。

　　我很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富豪害怕被勸捐。對於蓋茨、巴菲特的慈善俱樂部，中國的富豪大多還持觀望態度，也多數玩不起。中國的私人資本，更多像無頭的蒼蠅，無以依偎在一種共同的商業倫理之中，它們像一批批遊魂，要麼尋求市場秩序的漏洞而鑽營，要麼尋求政治背景的庇護，或乾脆讓自己隱形。這些私人資本，無法處置自己的命運，沒有主人翁意識，也更無法為自己賦予一種更高級的責任，並以此來夯實能夠自我主宰的命運。所以，它們的可憐，也造就了它們的自私。

　　這種自私，體現于慈善，是一種功利的態度。中國的企業家慈善，或者説私人慈善，進行慈善事業的目的，要麼是為塑造企業的社會形象，要麼是為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當然，這幾年來，中國的慈善理唸有萌芽，但萌芽的源頭，也不是從資本身上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