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慈善公信力比赴“宴”更緊迫

　　9月底蓋茨與巴菲特將來中國舉辦慈善晚宴,擬邀請50位中國富翁。蓋茨基金會稱,很多受邀富豪反復確認是否會在晚宴上被勸捐,部分人因此拒絕參加晚宴。

　　此前,這兩位富豪曾公開承諾,將捐贈自己的大部分財産用於慈善事業,並努力發動全球其他富豪也入盟“捐贈誓言”。由於有此背景,此次兩位富豪的中國之行也被人看作意在“勸説中國富豪參與慈善募捐”。但蓋茨基金會相關負責人稱,這次只是與慈善事業相關的聚會,沒有打算説服和動員中國富人進行捐款。

　　不管蓋茨和巴菲特到時候會説些什麼、做些什麼,中國部分富豪對邀請的回應是值得解讀的。蓋茨和巴菲特發揮個人的社會效應,號召有産者捐贈家産,一定程度可以算是慈善事業的創新之舉。他們的中國之行,自然會提到這樣的慈善理念。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國有些富豪對此耿耿於懷,生怕赴了“鴻門宴”,乾脆一拒了之。不得不説,這種情形已然透露出中國富豪在財富品質和社會責任等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近些年,中國財富新貴不斷涌現,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國富豪榜和中國慈善榜的對照又不斷告訴公眾,富有和樂善並不成正比。尤其,詐捐門、拖欠善款、明星假慈善等醜聞的漸次曝光,也使他們的慈善公信力一再遭損。為什麼中國富豪不願意做慈善或者不誠心做慈善?這裡,除了個人的因素外,恐怕還有更複雜的原因。

　　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慈善的土壤不夠深厚,國民慈善意識較為薄弱,慈善事業也存在一些制度缺漏。比如,中國的公募基金會、慈善會多紮根于行政系統內,而承擔、消化慈善基金職能的基層公益服務機構發展卻明顯“缺腿”;一些公益組織申請困難、手續繁複、資金缺乏,導致公益領域缺乏充分競爭。此外,近年的一些實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慈善業監管不力、善款流通渠道成本過高等弊病。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富人在慈善方面難免會顯得有些瞻前顧後。

　　所以,比起翹首期待哪個富豪會像蓋茨他們那樣承諾捐贈,我們更需要借機好好思考如何突圍慈善業的瓶頸之困。當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修補慈善業的體制缺陷,建立透明公開的監管體系,允許民眾對“玻璃口袋”隨時問責,加強慈善事業的公信力。政府部門也須厘清民間慈善與政府責任的界限,鼓勵公募基金會實行從官到民的轉型,建立慈善資源由民間流向民間的機制。總的來説,完善政策,鼓勵中國富豪投身慈善事業,對於改良中國的慈善生態環境是很有利的。

　　慈善被喻為“第三次分配”,有助於構造相對均衡的財富結構,維護轉型期的社會穩定。我們也期待在完善中國慈善環境的同時,掌握巨大財富資源的中國富豪階層,能夠利用“第三次”分配,加強全民的慈善意識,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