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高房價與百姓需求的矛盾，如何解決?
王石：房價偏高和非常高只是出現在一些城市，在另一些城市，比如，瀋陽、成都、西安、哈爾濱、蘭州、烏魯木齊等大城市，這些城市房價和收入的差別不大，和北京上海相比還是有差距的。這些城市佔的比例很大，不可忽視。
北京的情況特殊，因為經濟結構和政治地位的關係。經濟結構決定北京有很大的尋租空間。到北京尋租，就要到北京買房子。北京的教育、醫療條件比其他城市好，所以有錢人向那集中，所以北京的房價無法按正常的市場規律來判斷。所以北京就算這樣高的房價，也還是供不應求。
上海是經濟中心，由於其經濟規模和增長速度可觀，其土地釋放量和需求量有差異，就會有供求矛盾。浦東再發展十年也沒有地了。再加上熱錢相對容易進入北京和上海，因為這裡的投資選擇多。所以特殊性和投機性決定了兩地的高房價。
其他城市，如深圳，一共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90%是山地，又有1400萬人口，土地比香港還稀缺，沒有土地供應，所以地價、房價都上升，可是附近的東莞、惠陽地價並不貴。
面對這樣的矛盾，解決方法是，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發展城市公共交通，能讓城市郊區比較便宜的土地能夠釋放出來，解決更多人的居住問題。實際上北京向北四十公里，那裏是山區，還是非常貧窮的，地價不可能變得很貴。
我覺得亞洲的城市必然是人口集中，這樣效率才高。解決居住問題就要考發展衛星城市，衛星城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公共交通。
房地産是一個很特別的産品，相當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需要政府特別的政策進行補貼，中國在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去走。一方面是市場經濟，地方政府把商品化的土地當成主要的財政來源;另一方面，如何解決中低收入住宅。這更多的應該是靠中央財政收入。現在分稅製造成稅收大頭被中央拿走了，要解決中低收入住宅，地方沒有這方面的支出，就形成現在的局面。
《華爾街日報》：有數據説現在中國房屋自有率70%，怎麼看這個比例和未來的發展空間，中國的住宅革命能持續多久?
王石：這與中國人的觀唸有很大關係。與西方人對房子的觀念相比，亞洲人更在乎房子是不是自已的。比如西方很多有錢人，在曼哈頓租房子住。亞洲房屋自有率比例高是非常正常的。日本1960年的統計數據，100個家庭擁有房子比率是96%，而中國現在才是70%。從這個比例來看，中國還在城市化，每年有1400萬人進入城市，不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長，擁有房子的絕對數量現在還是在大量增長中，這不構成問題，但問題是住房的大小問題，是不是需要住這麼大。現在中國城市人均的住房平米數是比較高的。大就是浪費，建築還不環保，更是浪費。房屋也質量不高，你會發現很多20年前蓋的房子，現在就要拆，也造成浪費。
我們了解到，歐洲主體戶型平均面積120平米，而中國現在也是120平米，德國人人高馬大，亞洲人身材小得多，人家收入比你高得多，所以我們的平均面積顯然是大了。所以建設部曾發文嚴格規定90平米的住房要佔70%。顯然國家意識到了，中國住房面積過大的問題。當然這種規定不大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但這種規定表明從國策上並不鼓勵這種消費傾向。中國的問題是如何合理引導，亞洲就是地少人多，所以不應該買那麼大的房子，應合理使用。
萬科住房的面積只是行業中同類住房面積的90%，雖然面積小了10%，消費者可以少花10%的錢，但是使用效率和空間感覺可能是一樣的，這對設計要求更高。這方面日本做得更好。城市只能往高處發展，對設計的要求更高，面積就更不能做得太大。
責編：王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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