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波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在即。作為上屆奧運會東道主、金牌總數第一的中國，本應躊躇滿志繼續爭當主角，但從中國奧運代表團、整個中國體育界到國內民眾、輿論，對本屆奧運會的關注卻異常低調，絲毫不見以往歷屆奧運會、更莫説北京奧運會開幕前的那種強烈的期待和高漲的熱情。

    顯然，奧運會在中國人心目中曾經上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發生了微妙的改變。人們當然希望中國運動員在奧運大舞臺上升國旗、奏國歌的場面多多益善，不過，對金牌能夠帶給自己和國家的意義已經有了越來越不同的認識乃至反思。中國體育的奧運戰略，直至整個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再一次——或許是最重要的一次——借奧運會這樣的大賽舉辦之際，凸顯且發酵。

　　“無與倫比”的51金不可複製

    在對奧運會態度發生微妙改變的所有中國人裏，直接擔負奧運備戰任務的中國體育界，低調的表層原因最為直白：中國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會，不可能拿到他們四年前在北京奧運會拿到的那麼多金牌了。自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至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奧運代表團金牌總數持續上漲的趨勢，肯定將在2012年的倫敦中止——如果不是終止的話。

    其實，對這一點，中國體育界高層四年前就心知肚明。北京奧運會中國運動員奪得51枚金牌高居榜首，比排在第二位的美國多了15枚，優勢十分明顯。從奧運會金牌榜位次的變遷看，2000年悉尼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獲28金列第三，2004年雅典奧運會獲32金躍居第二，而2008北京奧運會則創造了獲51金、凈增長19金的驚人紀錄。可這51金，是中國體育界乃至整個國家傾盡全力、甚至透支了未來資源，並將東道主之利施展到極致這一前提下的特殊産物，無法持續，不可複製。

    為創造奪金紀錄、坐上本土奧運會金牌榜首把交椅，中國運動員得到的來自國家、地方人、財、物力的支撐，在百年奧運史上都是空前的。社會各界紛紛為備戰奧運會大開綠燈，可以説是傾舉國之力辦奧運。優勢項目人才的選拔、訓練、熱身和生活條件都是最好的。非優勢項目，則斥鉅資聘請最優秀的外籍教練，長時間在國外集訓。有些項目青黃不接，不惜把已經退役的老將們請回來，重新披掛上陣。有的新加入奧運會的項目，包括一些中國此前並不開展、沒有專業運動隊的項目，則迅速組隊、大力投入，將其發展成優勢項目。比如蹦床，列入奧運會項目後，其他國家都是業餘選手參賽，而中國專門成立男女國家蹦床隊，從優秀體操運動員裏選拔好苗子，進行全天候訓練，成為世界上僅有的一支蹦床專業隊……中國對奧運選手奪金後的獎勵承諾也是空前的：鉅額獎金，動輒價值上百萬、數百萬的住房，運動員個人及其教練、相關部門官員記功、授予榮譽稱號並提拔職務，親屬優先安排就業、職位，以及其他形式的極其豐厚的物質獎勵。這些獎勵加起來，本身便是一個天文數字。

    因此，當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沒有説“這是一屆最好的奧運會”，而是説“這是一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時，我們不妨理解為，他指的既是這屆奧運會幾近完美的籌備和組織，亦是中國運動員用無可複製的方式譜寫的金牌奇跡。

    可是，在北京奧運會結束後，這一切便畫上了句號。大批外籍名帥未能得到續簽合同，退役老將餘熱發揮完了重新告別賽場，新一茬運動員的培養和成長條件自然不能再跟備戰北京奧運會時相比，名利雙收的官員和教練在經歷了“畢其功於一役”的搏殺之後，也缺乏重整旗鼓從頭再來一次的動力。而那些職業化和市場化程度高、影響力大但卻是中國體育短板、軟肋的主流和基礎項目，如三大球和田徑、游泳等大項，本來單靠舉國體制就無能為力，北京奧運會後投入減少、關注度驟降，不出所料地迅速滑坡……這種種因素相加，中國代表團在倫敦奧運會上奪金能力的急劇下滑勢在難免。

    然而，對以金牌為政績的中國體育界之外的社會各界來説，中國運動員在倫敦能拿多少金牌並不是民眾、輿論和專業人士關心的焦點。人們思考問題的重心，早已超越金牌，向更廣泛、更深入的課題轉移。中國的奧運戰略向何處去？中國體育體制的改革何時才能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後奧運時代”何以姍姍來遲

    既然不可複製，北京奧運會後，中國體育的奧運戰略、中國體育體制的改革即迫在眉睫。可惜，北京奧運會至今四年，又一個奧運週期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這方面的改革跡象。所以，中國體育界內外對倫敦奧運會的格意低調，與前進方向的不明確息息相關。中國體育金牌至上的奧運戰略還會繼續堅持下去嗎？中國體育的體制改革謀劃和準備了十幾年，依舊出臺無期？

    中國體育體制的改革意向，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基本路徑是，以改革、開放精神，跟上國際體壇發展的潮流，逐漸改變舉國體制下專業體育一統天下的狀況，在大力發展學校體育、大眾體育的基礎上，條件成熟、市場和商業潛力較大的部分主流項目如足球、籃球等儘快走向職業化，最終達到通過學校體育、大眾體育增強國民體質，通過職業體育開拓體育産業市場、提高主流項目競技水平，政府只扶持個別有必要保留但民間和市場養不起的傳統、優勢項目，這樣一種近乎于回歸體育本質的形態。為此，1993年選定足球作為職業體育試點項目，推出中國男足職業聯賽，不久後又推出中國男籃職業聯賽。按當時的規劃，體制改革要在本世紀初期基本形成框架，職業體育要從足球、籃球向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網球、田徑等大項延伸，學校體育和大眾體育體制則初步鋪開。後來，2001年7月北京取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為了集全國之力辦好奧運會，體育體制改革的時間表相應推遲到北京奧運會結束後。也就是説，北京奧運會聖火熄滅之際，就是中國體育體制改革開始恢復之時。

    但是，北京奧運會結束四年了，中國體育的體制改革遲遲不能重新啟動。原因既複雜又簡單：當初痛下決心提出體制改革，背景是國民經濟落後，無力維繫舉國體育體制所需要的鉅額投入，金牌至上戰略則導致競技體育與國民體質嚴重脫節。在大眾體育和職業體育發達的歐美體育強國，體育不僅不需要花國家的錢，其産業化的成熟模式還能充當國民經濟的支柱，創造豐厚的利稅和大量就業，而我們舉國體制下的體育只花錢不賺錢，體育精英化又難以拉動就業，因此，中國體育界內外對走進死衚同的專業體育“再不改就沒有出路”這一條是有共識的。然而，從改革暫停到北京奧運會結束，這一期間中國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為保證本土奧運會的成功，國家對體育的投入可謂不計成本，北京奧運會的“無與倫比”又給中國體育界掙足了面子。危機感沒有了，舊體制帶來的既得利益日漸變成改革的阻力。儘管競技體育與國民體質脫節，學校體育、大眾體育和體育産業化萎縮，職業體育停滯的惡果愈發嚴重，改革半途而廢還連累了率先啟動改革的足球、籃球等主流項目向“偽職業化”淪落，但這些深度和長遠的危害往往是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存在的，短期內不易成為倒推改革加速的動力。

    目前，中國體育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以高瞻遠矚的境界和膽略推進改革，“後奧運時代”就將給中國體育乃至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獨到的生機和活力。若依然躊躇不前、貽誤改革時機，矛盾和問題再累積下去，中國體育的生存環境會日趨惡化，發展後勁嚴重匱乏，前景不容樂觀。或許，這正是面對越來越近的倫敦奧運會，中國體育人的糾結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