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王菁菁
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如果我們翻開史書,去歷史中尋找現實的身影,會發現很多當下人們的關注、嚮往、體驗,其實早已有前人經歷過。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日積月累、逸趣橫生並且回味無窮的過程。
本期《物現文明》,我們的講述要圍繞最近社交媒體上持續火熱的流量主角——雲南哀牢山而展開。
被哀牢山的凶險“教育”
“寺倚層岩下,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即哀牢山也。”這是300多年前,明代地理學家、探險家徐霞客在他那部著名的《徐霞客遊記》中記錄下的場景。
哀牢山,是一片橫亙在雲貴高原與橫斷山脈分界線上綿延數百公里的群山、雲南省東西兩半部氣候的分界線。此地保存了世界同緯度面積最大、最為完整的亞熱帶中山濕性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地形複雜、人跡罕至,是難得的野生動植物生長的“舒適區”。
地處哀牢山深處的南恩瀑布,來源於央視新聞
正是這種沒了人為干預的“野蠻生長”,一方面,這座生態寶庫蘊含著原汁原味的大自然,風景奇幻,如詩如畫;另一方面,美景掩蓋下的山勢崎嶇、氣候多變,對於探險者而言,則又是一幅前路曲折、充滿凶險的畫面了。
崇禎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雲遊至滇西一帶。但即使是他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旅行者,也曾在哀牢山中迷路。那年六月初三,徐霞客想要尋找當地人所説的“落水坑”,卻遍尋不得;更糟糕的是,據他回憶,“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岐逾坡,昏黑中竟失路。”也就是説,他在日暮時分迷了方向。所幸踟躕了一段時間,見到了一個小村子能借宿一宿,次日方才回到了州城南門。
然而,徐霞客還不是接受過哀牢山凶險“教育”的第一人。比他早出生近千年的初唐詩人駱賓王也曾隨軍入滇,參加姚州(今楚雄州姚安縣)境內的平叛戰事,路過哀牢山。他在《雜曲歌辭·從軍中行路難二首》中寫道:“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而駱賓王之後的宋末元初詩人方回,對於哀牢山的凶險描繪則更直白——“霧毒飛鳶墮,風腥巨蟒過。已還生定遠,猶類病維摩”。
因距離而生畏
無論文人墨客慕名而至,還是軍旅駐腳,抑或倚山長居,時光易過,但哀牢山就在那裏,靜視往來一切。對於世人來説,這種無聲的壯觀美麗是一種極大的誘惑,可一旦靠近,大自然的神秘莫測往往令人折服並懼怕。
倘若要用一個字來形容此情此境,最合適不過的當屬“畏”。
“畏”這個字也是漢語一級通用規範漢字(即常用字)。此字始見於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很像手持棍棒一類器具的鬼怪形象,所以它的本義是指對威勢、威嚴的恐懼,後由本義又引申出敬服、佩服與折服之意。
之所以對事物心中生畏,多半還是源於一種心理落差和認識距離。
回到今天的話題,更多由自然力量掌控的哀牢山,顯然也不是與人文色彩完全絕緣的。
這就要從對“哀牢”之名的追根溯源説起。《雲南地名探源》中提到:“今雲南之山,稱哀牢者,一是保山縣東二十華里處的哀牢山,屬怒山山脈南延之餘脈;二是禮社江(即元江)以西、無量山和把邊江以東的哀牢山脈,雲嶺南延支脈之一。”據悉,在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將領將雲嶺哀牢山稱為“大哀牢山”,將保山壩哀牢山稱為“小哀牢山”。
哀牢山茶馬古道是歷史上雲南三條大通道之一,來源於央視新聞
關於“哀牢”一詞的來源,研究學者認為與古哀牢國和哀牢人有關。但是早在《史記》的記載裏,並沒有這些字樣。有學者分析,可能是因為當時哀牢人未建立國家體系,而是一個部落聯盟。《史記》對此的表述是:“然聞其西可千余裏,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根據學界共識,《史記》中提到的滇國,已經被確認是在滇池一帶;而從滇池往西千余裏,恰恰是今天的保山,即古哀牢人聚居之地。若以此推論,“滇越乘象國”可能就是“哀牢國”。值得一説的是,保山的“小哀牢山”是古人更常涉足的地方。例如文章開頭徐霞客所説的“寺倚層岩下”,指的正是位於保山市東面哀牢山上的哀牢寺。
《乘象圖》中的“留痕”
依《史記》記載,至少在西漢時期,“滇越乘象國”就已經存在。而今天,在雲南省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件生動記錄了雲南民俗風情的清代《乘象圖》,能讓我們對於古哀牢國人流行的“乘象”傳統遙想一二。
清代《乘象圖》,雲南省博物館藏
這件作品講述的是傣族上層婦女乘坐大象出遊的情景:一頭正回首側視的大象,背馱口朝前開的竹鞍座,內坐四人:一位是穿無領衫、右手拿煙袋的老婦; 一位是懷抱乳嬰、敞胸哺乳的少婦;另有一名孩童正在嬉戲。竹鞍座內還放有雨傘、食物、包袱、水罐等物。象頸上坐著一執鞭驅象的馭者,只見他上身袒裸、遍刺花紋,肩扛著一驅象長鉤,似為趕象人。大象的一旁則有一位身穿短衣、下著褲、肩挑竹籮、跣足文身的男子,似為仆從之屬。另一頭大象上騎有一頭戴斗笠、手執長鉤的文身男子,象背上還馱著兩束直立的筒狀物,似為驅象運貨之狀。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雲南省博物館從民間徵集到一批獨具民族風情、反映民族居住環境和生活習俗的畫卷,《乘象圖》就是其中之一。這些畫卷五顏六色,集中展現了舊時邊疆民族採檳榔、狩獵、沐浴、歌舞、出行等生産生活的場景,畫面對人們服飾、樂器、工具等等的描繪,也讓古籍和文獻中的相關記載有了具象的體現,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歷史性。
至於這些民族風俗畫的作者,多半名不見經傳。但從其畫風和收集地多在內地來看,他們很可能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過的漢族畫家。
大象,在傣族傳統中是吉祥和權威的象徵。生活在哀牢山的“花腰傣”是傣族的一個支系,《乘象圖》上趕象人戴的帽子,如今“花腰傣”的姑娘們依然在戴。
一幅《乘象圖》,刻畫出了人與動物、環境和諧相融的生動景象。當今,因為一則“顏料師進山尋礦”的視頻而點燃了眾人對哀牢山的探秘熱情,以至於監管部門、研究專家、科研學者紛紛呼籲民眾要對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切莫出於一時好奇而擅自進入山中未開發區域。這就延伸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話題,即人和自然相處的“安全距離”該如何保持。
當然,我們不反對、甚至應該鼓勵好奇之心,因為這是人類的普遍特性,也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之一;但探究不等於盲目涉險,懷抱敬畏、尊重,懂得講分寸、留餘地是必備前提。“山遠始為容”,説的正是“距離産生美”的道理,在拉近距離的同時如何保持平衡?大自然留給我們的這個永恒課題,又何嘗不是一門深奧且值得花費一生去研習的學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