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黃沙間的“勇士”——發掘實證支撐起絲路厚重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用這兩句詩定格了塞北邊陲的壯闊蒼茫，也讓一種有如勇士般的堅韌和超然之感，從唐代一直流傳至今。提到陸上絲路考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黃沙掩蓋、駝鈴遠去下的神秘、絢麗與異域風情。但想象背後的真實，又有著怎樣的“不一般”？

魏文斌，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考古與文化遺産研究院執行院長。他長期從事絲路考古與文化遺産研究，曾參與或主持過瓜州魏晉墓葬、武威塔爾灣瓷窯址、高臺駱駝城、麥積山舍利塔、武威白塔寺、崇信丈八寺等發掘，是甘肅省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專家組成員。

從考古發掘的一線現場，到走進高校教學育人，在今年文化與自然遺産日到來前夕，這位老師慷慨與我們分享了他心中的絲路情懷。通過講述你會發現，文物代表了過去，而人則拓展了未來；懷揣包容的心態、帶著開闊的視野去做好保護傳承這件事，給舊時光賦予新生命的同時，會為前行帶來更多美好的可能。

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魏文斌（圖片來源於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官網）

央博：從事陸上絲路考古工作多年，在您看來，與其他類型的考古項目相比，絲路考古的特色是什麼？

魏文斌：絲路考古的重點就是要去找到一種“關聯”，即面對考古項目中的某個遺址或遺存，去認識把握它跟絲路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從內涵、價值等方面挖掘關聯性，這是要特別注意的點。

“絲綢之路”是一個非常廣博的範疇，其研究對象和領域眾多，除了我們普遍意義上常説的城鎮遺址、長城、驛站之外，還包括不少跟絲路文化交流傳播關係非常密切的，比如説佛寺遺址、墓葬等等，都屬於絲路考古研究的對象。

絲綢之路的定義也並非一條簡單的東西向道路。歷史上人們走過的那條路如今不一定保留了下來，但路線是清晰的，而且呈現出來的是網狀——除了從洛陽、長安到河西走廊再到西域、歐洲這樣一條主線之外，還存在不少分支線路也很有可能與絲路關係密切，這都是我們在研究中要密切關注的。

比如敦煌莫高窟，它是一個佛教石窟寺類的遺存，尋找它與絲路的種種關聯，不是靠我們像田野考古一樣去挖掘，而是要從遺存下來的洞窟特徵、造像與壁畫題材、內容及特點等方面，置於文化交流傳播的大背景下去探討。

再舉個例子，我曾經在河西走廊兩個特別著名的城址，即高臺駱駝城遺址和敦煌懸泉置遺址做過多次調查、參與過一些發掘。它們不僅是保障絲路暢通的、具有軍事性質的城市，還是長距離交通貿易運輸中相當重要的城鎮或驛站遺址。在歷史上或者説是曾經某一個時間段裏，這樣的城鎮遺址在絲路的興衰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個總體認識。而如今，這些城鎮遺址裏面可能還保留著跟絲路交流相關的文物，比如周圍的墓葬，或者是跟信仰相關的，譬如距離鎖陽城遺址較近的東千佛洞等等，它們都是絲路考古研究工作中要去結合探討的一個關聯整體。

2014年，懸泉置遺址作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這個遺産點是陸上絲路從長安向敦煌出發沿路的一處重要驛站，有很多功能，首當其衝的就是接待功能——東西往來的各路人士與各國使節，都在這裡匯聚，所以當地出土了大量西域地區跟中原往來的使者的簡牘，足以説明懸泉置與絲路之間的關係。

曾在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工作多年，魏文斌認為佛教石窟寺類遺存是絲路考古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對文化內涵的挖掘一定不能忽視關聯性。

一個遺址要將它列入絲路沿線，如何去證明？那就需要靠考古發掘研究去印證的更多信息，支撐它的地位。絲路考古，歷史已經給出了一個“大命題”，秉承反映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特性，通過大量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去尋找更多的細節物證，找到關聯點、關鍵點或信息點，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央博：大漠、風沙給絲路考古工作帶來了很多的艱辛和不易，可否分享讓您印象深刻的經歷？從科技賦能、創新的角度來看，當前絲路考古的發展有哪些新氣象值得一説？

魏文斌：上世紀90年代我曾在甘肅酒泉瓜州發掘過一座魏晉時期的墓葬。瓜州這個地方可以説一年四季都是風。當時的發掘正值冬天，發掘地點在戈壁灘上，離最近的村莊還有好幾公里，寒冷加上大風讓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那時候也沒有監控設施，墓葬在發掘過程中，晚上不能沒有人值守。於是我們就搭個帳篷，鋪上一些草，再墊上布和褥子，然後拿個被子或者棉大衣一蓋就完了。為了文物的安全，相當於是坐在墓坑旁邊睡覺，不過當時也不覺得有多麼苦，而且時間很容易就過去了，能夠克服。

事實上，不要説幾十年前，即便是現在，絲路考古尤其是在核心地段，比如甘肅、內蒙古、新疆，所面臨的工作環境仍然比較艱苦。最近我的一個學生在吐魯番做相關考古發掘，他告訴我當地地表溫度已經達到了50多攝氏度。我們做考古的人要能吃得了這種苦。

至於一個遺址發掘多久，則根據遺址或墓葬的規模大小來定，有些大型遺址要將它完整揭露出來，恐怕三五年內也解決不了問題。相比之下，現在我們的考古工作已經從過去的粗放，儘量在往精細化道路上走，去儘量多地提取遺址中的各種信息。在傳統考古的基本流程和步驟之上，現在的考古工作越來越受到其他學科與科技手段、方法的支撐。

2023年7月，魏文斌帶隊蘭州大學考古學師生赴甘肅崇信丈八寺遺址開展為期3個月的考古發掘工作，這是他在工地指導清理遺跡（圖片來源於蘭州大學新聞網）

比如説面對一個遺址，為什麼當時人們會在這裡選址，理念和原則是什麼？必然是跟水源等環境有莫大關聯，因此環境考古是這個項目中的重要一環。再比如，如果考古遺址中出土了人的骨骼怎麼辦？除了對性別、身高、年齡等基礎信息的判斷，還要進一步做DNA研究與疾病研究，斷定這具遺骸屬於哪個人種，生前可能患過什麼病等等。尤其在絲路考古中，人種的確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文化交流是靠人來完成的，這些都需要交叉學科的支持。像這樣通過人類骨骼研究而得出結論，我們已經在一些考古發掘中進行了很好的實踐。

還有動物骨骼與植物的出現，同樣會為研究提供豐富的信息。例如通過羊、馬這樣的動物骨骼，我們會發現大約在4000年前，人類對這些動物資源的馴化和利用從西亞、中亞逐漸傳播到中國。當時的中國大概處於龍山時代，也是從這個時代開始出現了羊、馬這些動物骨骼，這實際上就能夠反映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在人來人往的同時還伴隨著物種的交流，非常重要。

再者，在以前我們的傳統考古中，對於植物遺存，比如出現糧食作物的種子，我們會採集，但做得沒有現在細緻。隨著科技考古的進步，包括當時動物吃的是什麼，相關的碳氮同位素我們都可以做出來。這牽涉到人類對於動植物資源的利用，最終又會反映到對絲路商業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還原勾勒上來，就像一個“閉環”的形成，我們用實證來打造。

當前考古學科的發展，其目的已經從最初對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逐漸深入到了更深層次的人類社會研究上。這必然會伴隨著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介入，現在我們會更多將生物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護工程等等方面結合在一起，大家共同來做這件事，從文物、遺址到人類生活與社會交流，能夠推導出巨大而豐富的信息世界。

近年來科技的發展，助力考古學出現了不少新的分支方向。在魏文斌看來，考古外延變得越來越豐富是進步，作為從業者要開拓眼界、不斷學習。

央博：作為一門學科，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培養。對此您有何體會或建議？

魏文斌：在中國，考古作為一門學科，一些理論和方法的源頭來自於西方考古學，比如地質學上的地層劃分，以及生物學中的生物分類等等。但這幾十年以來，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個學科從受西方影響逐漸地走向了“中國化”，理論和實踐不斷創新，甚至在有些領域已經掌握了話語權。

舉個例子，前幾天我參加了在西安舉行的一個中外聯合考古工作會議。會上我了解到，我們中國的不少考古機構，包括一些高校如今也走出了國門，到其他國家去從事考古發掘工作，將考古研究的視野放在了更大的世界範圍內，這是非常厲害的。

拿絲路考古來説，可以看到，當今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投身到這個領域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貢獻。我相信絲路考古會成為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特色，也可以肯定中國的考古學研究以後會越來越有作為。

學科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我也愈發強烈地感受到，只會傳統考古顯然不夠，作為老師，首先你自己懂不懂這個領域新的發展趨勢？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即便自己不會，但願不願意去了解然後教給學生？這很重要。我經常跟學生們強調，要有包容的心態，大到國內外研究動向，拓寬專業知識；小到PS製圖，或是顯微鏡的使用等等，這些在將來的研究中都會用到，要主動去學習、善於去學習。

在北石窟寺調研現場，魏文斌為學生們示範平、剖面圖的繪製（圖片來源於蘭州大學新聞網）

另一方面就是視野一定要寬。關注新的發現固然不錯，但也不能總想著要去發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東西。

給大家分享一個例子，之前我帶著我的一位博士生在《敦煌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題是從嘉峪關魏晉墓室壁畫中兩幅描繪牛馬吃草喝水“不同槽”的磚畫切入。實際上，嘉峪關墓室壁畫的發掘是在幾十年前，可謂是“舊材料”了。但就“牛馬不同槽”這個話題，我琢磨了好幾年，然後我們發現，對“風馬牛不相及”這個成語的體現，不僅嘉峪關魏晉壁畫墓中有、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有，在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繪畫中也有。從生活中細枝末節的“點”上升到文化，不難看出中國文化影響範圍之廣，這很有意思。

所以，只要肯鑽研，發現總是源源不斷的；即便是舊材料也不存在“被完全研究透”一説，深入發掘利用同樣可以找到新的觀點，讓它重新“活起來”。

總監製：張筱曼

專題策劃：孫怡、王菁菁、劉迪琛、段旭琪

撰稿：王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