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寧波——人來人往，打開文化交流新格局

寧波古稱明州。1793年丹尼爾·笛福在《魯濱遜二次漂流記》中曾對此有過非常詩意地描述，即“大海與江河相遇的地方”。早在大唐盛世時期，明州已然是遣唐使到達“簽證”與返航的重要口岸。舟來舟往、川流不息之間，鐘靈毓秀之美景固然令人流連忘返，但更加深入人心的，還得歷數君子如水的文人情懷。

唐時期全圖  中國地圖出版社供圖

唐時期局部圖  中國地圖出版社供圖

帆起海港

唐長慶元年（821年），明州刺史韓察遷明州州治于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交匯的三江口，並在今鼓樓一帶築子城，置官署，標誌著明州（即今天的寧波）城市的建立。

歷史上，海絲之路向東瀛、高麗的輸出和引進，寧波的港口地位不容忽視，代表歷史人物事件為鑒真東渡與最澄遣唐。由商品貿易的繁盛進而到文化交流的密切，寧波與世界的溝通和交流從未停止。

海絲之路，茶香四溢

寧波博物院藏有一座南宋紹興十四年銘銀塔，1982年它出土于寧波市天封塔地宮，係天封塔模型。天封塔在唐宋時期具有水運航標和地標意義，兼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南宋·“紹興十四年”銘銀塔  現藏于寧波博物院

也就是説，在水路上看到天封塔，就知道寧波近在眼前。

在中國的唐代，被稱為東瀛的日本剛剛處於封建制度確立和鞏固的階段，對中國大唐的鼎盛極為仰慕，因此其向唐朝派遣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達到了高峰。這個過程中，中國茶文化的魅力與韻味，通過海絲之路展現出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例如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僧人最澄隨遣唐使從明州入唐，到浙東天台山求學；學成離開時，僧俗相送的盛況十分轟動。公元805年最澄回國，後於日本比睿山建延歷寺，創日本佛教天臺宗。相傳他返回時從浙東帶去茶籽，栽種在比睿山麓，成為日本最早的茶園。

唐·《明州牒》   現藏于日本滋賀延歷寺

《明州牒》是當年明州刺史、台州刺史簽發給最澄的度牒，記載了其經明州到天台山學佛時的經歷。這件被日本視為國寶的文物現藏于日本滋賀延歷寺，是海絲之路有力的實物見證之一。

據了解，唐宋時期，明州茶文化影響地區包括東瀛、高麗甚至非洲；時至今日，當代寧波港依然是茶葉的主要出口港。

寧波博物院的重點文物中有一件唐代越窯荷葉盞托。其由盞與托組成：盞為敞口五缺荷花形，弧腹壓印五棱，圈足；托似一舒展荷葉，四邊微微捲起，淺腹，圈足；盞托相合，全器宛若出土荷葉托著朵盛開的荷花；胎質細密，釉色瑩潤欲滴，為越窯秘色瓷中珍品。

唐·越窯荷葉盞托  現藏于寧波博物院

面對如此美器，你是否好似感受到了茶香正裊裊而來，逐漸沁入心脾？

月湖之畔，與君相識

近水樓臺先得月，一城名勝半歸湖。若論寧波的城市文脈，月湖必當榜上有名。

尤其是自北宋起，寧波月湖景區成為了文人墨客憩息薈萃之地。從北宋王安石創辦縣學，邀請慶曆五先生；到南宋史浩邀請淳熙四先生講學月湖，再到一代鴻儒王應麟……宋韻文化，是月湖極具象徵意味的標簽。

或許當時的朝廷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人向來講究“有朋至遠方來，不亦樂乎”，更何況是對外交流。看來，我們的古人也是深諳以城市特色來一展待客之道的。比如宋徽宗政和年間，應朝廷的決定，明州就在城內月湖東岸的寶奎巷一帶設立了高麗使行館，專事接待朝鮮半島貴客。這可是一種最高規格的招待。

從唐宋至元明，遠道而來的貴客自然也不負這深情厚誼與美景風情，文物能帶我們窺見一斑。

愛極了月湖的風流名士，大文豪蘇軾是一位。

宋·蘇軾《宸奎閣序》拓片  現藏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這件蘇軾《宸奎閣序》拓片，字體沉穩端正，豐滿渾厚，給人以謹嚴正直之感，又充滿了凜凜之氣，不失為其晚年楷書傑作。《宸奎閣碑》全稱《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銘》，觀看此碑，又不禁令人聯想到顏真卿《東方朔畫讚》，可謂蘇軾承繼顏體書風實證之一，同時也可窺知蘇軾晚年書體書風之細微變化。

明·王諤《送別圖》 現藏于日本京都妙智院

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日本畫家、高僧雪舟及其好友槑夫良心來到中國，觀摩中國歷代名畫和當時名家作品。又過數年，日本僧人策彥周良兩度來中國，時稱“今之馬遠”的宮廷畫家王諤，以《送別圖》相贈，畫上還款書“直武英殿錦衣指揮王諤寫”。

明·雪舟《育王山圖》 （日本私人收藏）

雪舟在日本有著“畫聖”之稱。在研習創作的過程中，他為源於中國的水墨畫所傾倒，遂很想來中國探尋古典精神的本源。後來他終於如願以償，所乘坐的船隊在寧波靠岸，雪舟等人按當時的慣例去參拜中國禪林五山之一的天童寺。可能是出於禮儀的緣故，雪舟在天童寺被授予“禪班第一座”的稱號，這使得他極感榮幸，此後在作畫時必落款“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筆”。雪舟曾畫過許多中國題材的水墨，特別是寧波風土的，如《鎮海口圖》《寧波府圖》《育王山圖》等，他甚至坦言：“中國的自然風物就是我最好的老師”。

也許，倘若沒有來過中國，雪舟也不會成為後人所看到的那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