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啟示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

 2022年5月27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綿至今、未曾中斷的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

2002年春，國家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該項目由科技部立項作為國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項目，涉及考古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20多個學科，60多個單位的400多位專家學者直接參加工程，到2022年5月，工程進行了整整20年。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距今5500—3500年間最能反映社會發展狀況和權力強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4個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中心性遺址作為工作重點，從中開展大規模考古發掘和周圍地區聚落分佈調查，獲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進行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決幾大關鍵問題：一是中華文明何時形成？有多久的歷史？二是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發展，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為引領的一體化趨勢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華文明為何會走出一條多元一體、源遠流長、延綿不絕的道路？四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道路和機制有何特點？五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

經過20年的工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

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提出文明定義的中國方案。關於文明的定義及相關概念，國內外學術界存在諸多分歧。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提出文明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這一階段在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形成了階級、王權和國家。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認為，文明起源與文明形成既有聯絡又有區別，兩者是文明社會孕育和産生的不同階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積累，後有社會質的變化。具體而言，“文明起源”是指史前時期生産力取得較大發展，物質和精神生活逐漸豐富，社會開始出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貴賤與貧富的分化，文明因素開始孕育。

“文明形成”是指物質、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顯著進步的階段。社會分化加劇，形成了階級；社會等級制度化，人們的社會行為規範化，形成了禮制；出現了集軍事指揮權與宗教祭祀權于一身的最高統治者——王，以及強制性的、以社會管理為主要職能的公共權力——國家。國家的出現是文明形成的標誌。

提出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徵，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之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據這樣的標準，中華文明只有3300年的歷史。

通過對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幾大原生文明並非都符合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圖案也未被認可為文字。隨著世界各地考古發現和研究取得的進展，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會發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標準。

我國學術界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歷史文獻和古史傳説為參考，更重要的是，百年考古獲得的極為豐富的考古材料，揭示出中華文明有深厚的歷史和文化積澱，有獨特的發展道路，我國學術界理應提出相應的文明標準。根據恩格斯關於“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觀點，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進入文明社會標準：一是生産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

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後，中國各區域農業發展，人口增加，區域中心逐步發展為規模宏大的都邑。製作玉器、綠松石器、精緻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化，併為統治階層控制。各地區都出現了脫離勞動、專門管理社會事務的階層，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貴賤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階級，出現了掌握軍事與宗教權力的王，及由王控制、依靠社會規範和暴力進行管理的政體——早期國家。都邑內有王居住的宮殿等高級建築、埋葬王和統治階層的高等級墓葬，彰顯統治階層身份的禮器和禮制。出現了奴役現象，一部分人為貴族殉葬或被用於宮殿奠基。

中國考古學的這些發現，足以證明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物化形態有自身的特點。這些物化形態所體現的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可以證明當時的剩餘勞動能夠供養公共權力機關，使一部分人脫離生産專門從事管理和精神信仰方面的事務。

上述文明標準也適合其他原生文明。不同文明雖然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現王權和國家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顯王權的方式和國家形態各不相同。在中國，彰顯方式如精美的玉禮器、青銅禮器、規模巨大的土木宮殿、模倣地上建築的墓葬等；在兩河流域和古埃及，則用黃金、寶石、宏偉的石砌神廟、金字塔和大型墓室來表現。

明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就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以及相關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認識：距今萬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進入（文明社會），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權鞏固，兩千兩百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

“萬年奠基”：距今11000年前後，全球氣候變暖，促使東亞和西亞的農業産生。距今10000年前，華北馴化了粟和黍，長江中下游地區開始種植稻。浙江浦江上山遺址出土了栽培稻和陶器、石器。華北和長江中下游的先民們開始磨制石器和製作陶器。農業的産生使各地出現了小型的定居村落，為文明的産生奠定了基礎。

“八千年起源”：距今8000—6000年為全球範圍的氣候大暖期。古環境研究表明，當時黃河流域的氣候類似現今的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的氣候類似今日的華南。因氣候溫暖濕潤，稻作農業向北傳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區，粟作農業在黃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遺址中出土的石鏟和骨鏟，表明刀耕火種已發展為耜耕農業。這個時期的農業促使人口增長、村落增加、手工業發展和社會進步。淮河上遊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先民種植水稻、飼養家豬、釀酒、製作綠松石器，還發明了可以演奏樂曲的七孔骨笛。在賈湖、興隆洼等遺址，出現極少數規模較大、隨葬玉器或綠松石器的墓葬，説明社會已經出現分化，開啟了文明起源的進程。

“六千年加速”：距今6000年前後，中華文明起源的節奏加速。黃河流域的粟黍栽培技術向長江流域傳播，水稻耕作技術也向北傳到了漢水流域和黃河中下游地區。各地的手工業也取得了顯著進步，出現了質地堅實、表面光滑的精緻陶器。山西夏縣師村仰韶文化早期遺址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4件石刻蠶蛹，發掘者認為當時已發明了養蠶繅絲。人們的精神生活逐漸豐富，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的一座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墓主的東西兩側分別有大量蚌殼堆塑出的龍和虎。彩陶藝術在我國中東部地區流行，琢玉、髹漆和建築技術也取得了長足進步。

這一時期社會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一是人口顯著增加。聚落明顯增多，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等區域，出現了由數十個村落構成的聚落群。二是出現中心性聚落。在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群出現了數個規模達100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三是出現了戰爭。一些大中型聚落有寬十幾米、深數米的壕溝環繞，顯然是為了軍事防衛。一些男性的墓葬隨葬石質武器——鉞。四是社會分化加劇，開始出現統治階層。但這一階段還處於文明起源加速階段，尚未形成國家，也沒進入文明。

“五千多年進入”：距今5500—5000年是中華文明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相繼進入了文明階段。

在長江下游地區，距今5300年前後出現了犁耕和大規模的稻田，田埂和灌溉溝渠規整，稻作農業技術已相當成熟。良渚古城周邊大規模的水利系統、古城核心莫角山南側出土的20萬千克稻穀堆積等，表明發展農耕、掌握倉廩是良渚的國之大事。近年在浙江的余姚施岙、臨平茅山遺址發現良渚時期的以樹枝、竹條和廢棄獨木舟堆砌的寬大田埂，縱橫交錯；河道、灌水孔、排水槽，規劃有致。遠離良渚國家都邑的史前稻田和耕作系統，顯示出良渚早期國家超乎想象的稻作農業規模、以及由此擁有的經濟力量。這樣的發現告訴我們，良渚早期國家建立在宗教、政治、經濟、軍事等全面發展的基礎之上。

這一時期各地都出現了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製品，如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和綠松石裝飾品。良渚文化的玉琮表面刻有精美獸面紋，黃河下游地區可以生産器壁厚不到1毫米的“蛋殼陶”。這些製品工藝技術複雜，説明當時已出現具有專門技能的工匠家族。高技術含量手工業的專業化是社會分工的重要表現。

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另一項標誌是禮器的出現和禮制的初步形成。玉器、漆器、精緻陶酒器等都出自各地的頂級墓葬。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河南南陽黃山遺址，有數座距今5300年左右的屈家嶺文化早期大墓，男性墓主大都隨葬品豐富。遼寧建平牛河梁和安徽含山淩家灘大墓中隨葬玉人、玉龍、玉鸮、玉龜，淩家灘大墓的隨葬品多達300余件。良渚文化大墓也都有玉琮、玉璧等上百件高等級隨葬品。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山東滕州崗上遺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大墓中有涂朱骨版、鹿角鋤、鹿角叉形杖、鱷魚骨板、陶鼓、龜甲器等獨具海岱地區特徵的“禮器”，其中的杖形器是良渚文化象牙權杖的簡化版。上述發現表明各地統治階層掌握了貴重物品的生産和分配，形成了以某些高技術含量的珍貴物品作為禮器、同時以墓葬規模體現墓主人地位的等級制度——禮制。

距今5300年前後，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都出現了面積達100多萬平方米的中心城市和原始宗教聖地。長江下游超大型的都邑良渚古城，內城面積近300萬平方米，外城630萬平方米，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邑。為了防止山洪，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長10余公里的高壩和低壩，這是同時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調節系統，反映出良渚王權組織開展大規模公共建設的能力。

在高等級早期城市出現的同時，階級加速分化。面積數百乃至上千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級建築、隨葬上百甚至數百件精緻物品的大墓，與一般社會成員的小型房子和小型墓葬相差懸殊，説明統治階層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

幾乎所有地區的大墓都開始隨葬精緻的武器——玉石鉞。良渚遺址的反山和瑤山的大墓隨葬帶木柄的玉鉞，顯然是象徵軍事權力的權杖。在崗上遺址新發現的墓葬中，最高等級的男性貴族普遍隨葬一大一小兩把玉鉞。這些隨葬玉石鉞的墓主人應是具有軍事指揮權的王者，統治階層因軍權而不斷增強權威，由氏族部落的首領變為具有生殺予奪大權的王者。這一時期戰爭和暴力現象增多，各地出現被扔棄在垃圾坑中、埋在大型建築的基礎裏作為奠基、或在大墓中作為殉人的人骨架，表明一部分人已開始奴役另一部分人。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前後，中華各地的文明進程出現轉型，其重要特徵是中原崛起。距今4300—4100年，氣候發生較大變化，氣溫異常，降雨不均，洪水頻發，各地區文明的進程受到較大影響。這一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文明衰落，黃河中游地區文明進程加速發展。距今4300年前，黃河中游的勢力集團在與周圍其他集團的力量對比中逐漸佔據優勢，山西陶寺和陜西石峁兩座巨型都邑相繼出現。

陶寺城址的年代距今約4300—4000年。城址面積280萬平方米。城內高等級建築區內有面積8000平方米的夯土臺基，建築使用陶瓦，墻壁涂彩並有刻畫裝飾。陶寺出現了黃河中游地區最早的宮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隨葬品包括鼉鼓、石磬、玉石鉞、彩繪龍紋的大型陶盤。在陶寺遺址發現一處半圓形的壇狀遺跡，天文學家認為是當時觀測天象，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農時節氣的觀象臺，與《尚書·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符。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規模、等級都與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較為吻合。

石峁城是10年前發現的用石塊砌築的山城，距今4100—3900年，面積400萬平方米。石峁城由外城、內城和皇城構成，有多種防禦設施。城內核心處的皇城臺，總高度達數十米，臺頂有面積數千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建築，宮殿臺基上有雕刻獸面及各種動物形象的石條和石柱。在皇城臺還發現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鷹，應與某種信仰和崇拜有關。石峁城有濃厚的軍事防禦色彩，在城內還發現多處埋有青年女性頭骨的祭祀坑，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陜北地區的階級分化已相當嚴重，出現了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王權國家。

“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4000年前後，夏王朝建立。在以嵩山東南麓為中心的區域，出現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崗發現了氣勢恢宏、大小相套的內外城，該地自戰國以來一直被稱為“陽城”。在同時期的禹州瓦店遺址，大型夯土臺基上有人祭、殉牲等多種祭祀遺存。這些發現都昭示著中華文明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新階段。《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基本涵蓋了華北、華中和華東地區，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黃河中游勢力集團的眼界已經擴展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形成了範圍廣泛的天下觀。經過了約200年的發展，到了夏代後期，夏王朝的實力不斷增強，中原的引領地位逐步形成，影響範圍空前廣闊。這些可以從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得到反映。

二里頭遺址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年代為距今3800—3500年，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二里頭遺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二里頭文化的鼎盛期處在夏代後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二里頭文化創造的以玉牙璋為代表的禮器和禮儀制度輻射到周邊廣大地區，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二里頭文化的一整套青銅與玉禮器，被後來的商王朝全面繼承。

在商王朝建立前夕，在二里頭文化分佈的嵩山地區，夏王朝是唯一的強大政治實體，不存在其他具有如此影響力的勢力集團。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二里頭極有可能是夏王朝後期的都城。夏王朝的存在不僅在先秦以降的文獻中有豐富的記錄，也得到了考古學的證明。

商王朝繼承了夏王朝開創的禮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體系，冶金術和禮制對更為廣闊的區域産生影響。甲骨文的記載顯示，商王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商王之下有相對完善的行政機構，有以王畿為中心的直接控制區和間接控制的方國。商朝的政治勢力與文化影響東到大海，西及隴山，南跨江漢，北至燕山。商系統的青銅禮器在廣闊區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發揮了更強的引領作用，促進了各地文化與社會的發展。

“三千年王權鞏固”：西周初年，周王通過“封邦建國”，冊封自己的至親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諸侯國，實現了王朝對王畿之外廣大地區的穩固統治。在繼承夏商禮制的基礎上，周王朝完善了禮制體系，形成了以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差別構成的器用禮制，以此明確等級。這種器用等級差異在西周時期被不斷強化，逐漸擴展到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以至於穿著顏色、服裝款式、佩戴玉器、駕乘馬車、編鐘樂器組合的種類與數量都有制度差別。西周是中華文明進程中十分關鍵的時期，以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為特徵的文明形態，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國家結構，進一步強化了夏商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為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兩千兩百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中華文明進入到大一統國家的文明階段，開啟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新階段。

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歷史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中華文明發展歷程帶給我們很多歷史啟示。

多元融合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縱觀中華文明早期的演進，可以看出中華大地各區域的文明異彩紛呈。其中，黃河中游地區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各種文明因素，最終融合了其他區域的文明。歷史表明，各區域的文明都對中華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積極貢獻。正是由於多種文明匯聚融合，才使中華文明充滿活力、持續發展。

開放包容、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動力。中華文明積極吸收借鑒其他文明的成果併發展創新。即使在史前時期，交流就已經普遍存在，持續的跨區域、跨族群的交流，記錄了文化互鑒的歷程，促進了文明的發展。交流互鑒是中華文明持久興旺的關鍵，是中華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撐。只有開放包容，海納百川，才能使文明之樹常青，使中華文明永葆活力。

文化軟實力是增強中華文明創造力和影響力的保障。夏商周文明不斷凝聚先進理念，造就了以“禮”為重要內容的主流價值觀，這一內涵豐富的思想影響了周圍廣大地區，引領、推動了這些區域的文明發展。秦漢以後，“禮”被傳承弘揚、賦予新的內涵，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核心價值理念，並通過交流互鑒傳播到周圍國家和地區，成為東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理念。

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與世界其他三大原生文明基本同步，輝煌的文明成就毫不遜色。中國距今萬年前後的農業起源、距今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與兩河流域和古埃及大體同時。距今3000多年周王朝通過分封制，構建了當時最大規模的政體。距今2600年前後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與古希臘、古印度同時發生的“軸心時代”人文精神的覺醒。粟作和稻作農業、玉器和絲綢製作等，既體現了中華先民的智慧和創造力，也是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生過氣候異常、社會動蕩等各種磨難，中華先民自強不息，勇於戰勝艱難險阻，終於完成我們偉大文明的創生，中華文明得以位列四大文明之一。這樣的文明發展歷程和成就，是今天我們文化自信的源泉。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華文明都卓然屹立於世界。

國家一統是民心所向、強盛之基。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有戰爭，有萬邦林立，有諸侯割據，但在統一核心的引領下，生産力發展，社會進步，秦漢大一統國家得以建立。從此以後，“尚一統、求大同”的理念和國家政治實踐，以強大的感召力浸潤著中華民族，凝聚著中華民族，引導著中華民族的認同，鑄就了中華文明獨特的品格。歷史表明，國家統一既是中華文明的本質屬性，也是中華文明延綿不絕的根本保障。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寧，必定使中華文明有更加輝煌璀璨的成就。

中華文明經歷了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了獨特的文明基因，文明應該各美其美。孕育中華文明的搖籃地域遼闊、環境多樣，中華文明也因此經歷了多元起源、碰撞交流、融合一體的獨特進程。如此宏大的進程，孕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國體系和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形成了核心引領、多元一體的文明發展趨勢。因此，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歷程，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發展的歷程。這樣的歷程使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後，“大一統”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最高價值和理想。中華文明形成了獨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以農業為基礎，以宗法制度維繫社會組織，以禮制維護社會等級秩序，以德規範人倫關係，以天人合一的觀念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可見，文明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文明應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這是我們道路自信的根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個既複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我們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本文原刊于《求是》20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