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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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正在迅速地改變和塑造着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我們正經歷着從原子製造進入到比特傳輸的時代，這一場轉變也許過於迅猛，發展中國家尚在力圖倣照西方現代化的模式進行工業社會的塑造的時候，不經意間卻被拉入了數字化生存的時代，DOTCOM,EMAIL，BBS等一系列具有後現代化標記的符號，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用來感知周圍世界的媒介正在發生改變，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也正因此而發生着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話語體系中，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的預言正變成事實，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種族的網民匯集在網絡上，民族的身份，文化的背景變得模糊起來，個人信息變得更為關鍵，E-mail地址成為網民發出信息和接受信息的可靠棲居地點，BBS正成為言論和交流的公共空間，言語的攻擊和互動成為身份識辨的代碼，網民的概念不斷擴大着地盤正悄悄地改變着市民公民的概念。在新技術的光環下，文化帝國主義以更為迅疾和隱蔽的方式影響着我們的生存環境和日常生活，“媒介即信息”，網絡技術和文化帝國主義通過什麼樣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新媒介表達了什麼樣的信息內容，我們身處的時代正形成什麼樣的媒介文化，這些都成為媒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關鍵。 

　　信息領導權和文化帝國主義 

　　根植於經濟全球化之上的文化一體化，正變成一個普遍的語匯，其中包含了發達的，現代的，富足的含義，它所蘊涵的行為性意指即全球化是我們（處於落後的工業和信息化社會的混合體的人們）或發展中國家必須努力和發展的方向。如果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必須融入WTO和世界經濟貿易圈，享受互惠互利的經濟學原則，那麼文化的全球化或一體化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加入和共享的問題，以好萊塢為典型標誌的美國電影大片正以經濟協約的方式進入中國，安裝視頻軟體的聯網電腦更是可以即時從網上下載最新的好萊塢影片，原版的《哈利波特》在亞馬遜網上公佈不久，在中國就已經成了比美國還暢銷的兒童書籍 ，似乎文化上的全球化比經濟上的全球化來得更為簡捷和迅速，在和世界同步發售商品的同時，我們的網民和受眾正心安理得地享用着文化全球化帶來的及時文化消費品，而對於所謂先進的美國文化的認同，更使人們沉醉在世界一體化的“現代美國夢”中，在一個“共時性—空間”的模式中，我們和現代化本身似乎渾然一體，時間的同步性給了我們空間上的迷惑，在我們沉醉與美國分享共有的文化産品的時候，其實是“生活在別處”，卻誤以為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現在狀態。 

　　誰在這裡“領導着”全球化的進展，什麼樣的模式是現代化的圖騰，這樣的問題在網絡的遮蔽之下，變得遙遠和模糊起來，新經濟，Ｅ世代，網絡新貴這些新的名詞正給大眾創造着新的神話，我們在追逐網絡的同時，也掉進了互聯網製造的迷陣。如果把互聯網和跨國公司和跨國經濟聯絡起來，問題會變得清晰起來。“跨國化的過程遠遠不是一個局限於大財團擴張意義上的經濟現象，而是定義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之上_就是説，在政治和市民社會的變化的層面上。” 跨國集團在獲取鉅額經濟利益的同時，實際是傳輸着以名牌為主導的西方消費價值觀念，通過以片段閃現的MTV，迅速剪接的廣告製造着迷幻和瞬間呈現的現代生活碎片，好萊塢英雄形象的塑造正有力的爭奪着對大眾意識的領導權。在葛蘭西看來，西方國家中對於市民社會的支配和領導是掌握政治支配權的先決條件。因此，爭奪文化支配權是無産階級鬥爭的重要任務，唯此才能排斥美國大眾商業文化，以確保歐洲精英文化傳統。 

　　儘管中國當下的現實不同於歐洲社會形態，但以互聯網為主導的新經濟運動正為中國勾劃着一幅奇異的圖景：一方面是物質産品有待完善，社會分配系統尚待健全，大多數的民眾還在為衣食住行忙碌，而另一方面以網絡為主的新經濟模式卻為年輕一代樹立着新的消費框架；大眾一方面不得不為物質生産不足而憂慮，另一方面卻必須為互聯網的信息消費負擔支出。對於發展中國家迅速擁抱新經濟本身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使自己信服，我們錯過了太多的機會，互聯網正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捷徑，通過信息高速公路，和世界發達國家同步前進，與發展中國家對現代化的潛在期盼十分吻合，與此同時，互聯網的確成功的擔當了衝破貿易壁壘的作用，巧妙地扮演了跨國經濟的先鋒。張朝陽在為搜狐造勢的時候，曾請來數字化大師尼葛洛龐帝，尼氏驚呼中國的數字化浪潮與美國不相上下，在新技術的名義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第一次和美國的互聯網模式如此親近地站在了一起。 

　　但在數字化積聚擴張的背後卻是美國不斷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的動因，“以前從為有過一種媒體把政治地理邊界衝得七零八落的現象。通過消除各種基於國土的傳統的控制，因特網已經發展成為一位法律分析學家所謂的普遍轄區，並對所有弱小主權國家構成威脅。” 現在這種媒體已經誕生了，自由主義經濟要求的自主擴張的市場原則，借助於先進而公平的網絡協議，要求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信息的自由流通的時候，更多的是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單向的信息流動 ，“美國政府，支持國家間最大程度的信息自由流通 。”因此，網絡經濟卻仍然是以數字和計算機技術為主導的文化帝國主義典型模式，通過虛擬的繁榮觀念創造着幻覺般的網上世界，技術上的大量輸出實際是在佔有信息的分佈空間，網上的英語優勢和標準的單一碼（unicode）是一種比較直接的表現，而曾任克林頓商務部副部長的大衛羅斯科普夫表達更為直接：“對美國來説，信息時代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必須是贏得世界信息流通戰的勝利，就像大英帝國當年控制海上大權一樣佔領信息頻道 。”對於積極推進全球信息自由流通的美國來講，輸送其美國標準的價值觀念，擴展其在世界上利益最大化，是美國推動互聯網技術發展和不斷創新的內在動力，也唯有此，才能將跨國公司在政治經濟方面的霸權地位帶入下的世紀。 

　　互聯網自身要求的信息對等和公開公平的自由流通的技術特性，已經把自由經濟的內在要求寫進了標準的機器程序，所以是誰在操縱互聯網已經退居其次，操縱權力者説不説話已經變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互聯網技術會要求對等的信息流通原則，進入到互聯網語境之中，就必須用通行的規則辦事。數字化的資本主義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新的形態，媒介與資本的融和形態正好吻合了後信息時代的諸多轉型，並對大眾媒介文化的格局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來源：2003中國網絡媒體論壇)
責編：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