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8日，海內外賓客在福建晉江參觀新落成的施瑯將軍雕像。（新華社圖片）

　　父親兄弟被殺，施瑯被迫降清

　　施瑯(1621─1696)，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自幼生長在海邊，少年時代從師學劍，武藝超群。清順治三年（1646年），施瑯與其弟施顯投奔鄭成功，參加了鄭成功領導的武裝。由於才幹超群，沒過多久施瑯就成為鄭成功最為得力的將領。

　　施瑯青年時個性極強，常常與脾性相同的鄭成功發生衝突。順治八年（1651年），施瑯因反對鄭氏“舍水就陸”的戰略方針和強徵百姓糧餉的做法，與鄭氏産生了尖銳的分歧。次年四月，施瑯捕殺了手下一名改投鄭成功的清兵，鄭成功便將施瑯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顯投入牢中。施瑯被捕後不久逃脫，藏在副將蘇茂家中，並請人從中調停。但鄭成功非但不接受調解，反而派人前去刺殺施瑯。行刺失敗後，鄭成功一怒之下竟將施大宣和施顯殺了，將施瑯逼上了投清之路。

　　降清之後，施瑯被授為同安副將，遷總兵。康熙元年(1662年)，施瑯被任命為福建水師提督，1665年，封靖海將軍。

　　和平促統不成，康熙帝被迫對臺動武

　　對在台灣經營多年的鄭氏後裔，清廷的本意力主和平統一。從康熙元年起，清廷與鄭氏政權進行了持續22年、多達9次的談判。其間幾多波折，但無結果。耐心等待多年後，康熙帝忍無可忍，終於決定對臺動武。

　　1664年，剛剛降清的施瑯就曾建議率兵“進攻澎湖，直搗台灣”，使“四海歸一，邊民無患”。幾年後，他又上《邊患宜靖疏》和《盡陳所見疏》，強調只有迅速討平台灣才能使“民生得寧，邊疆永安”；“當乘其（指台灣鄭氏政權）民心未固、軍情尚虛”時，進軍澎湖、台灣，使“四海歸一”。

　　施瑯的主張提出後，康熙帝馬上調他到北京面陳收復台灣大計。但當時的清政府面臨“三藩之亂”，再加上八旗精銳不善海戰，朝中不少大臣認為海峽“風濤莫測，必難致勝”，不主張武力平臺。加之1664年前後施瑯兩次跨海徵臺未果，被康熙免去福建水師提督的職務，改授內大臣。在京期間，他一面繼續上疏徵臺，爭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廣交朝中大臣，爭取他們對統一台灣事業的理解和支持。在內大臣任上，施瑯一等就是13年。

　　1681年，長期主政台灣的鄭經（鄭成功之子）去世。鄭經死後諸子爭位，鄭氏家族內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這一年最後平定了“三藩之亂”，能夠騰出手來考慮平臺的問題。施瑯復出的時機終於等到了。

　　清朝平定“三藩之亂”以後，福建總督姚啟聖上書力主乘勝收復台灣。康熙採納大學士明珠的意見，決定對台灣鄭氏先行招撫，若招撫不成再用武力。當時鄭氏政權已無恢復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灣割據的局面。他們在與清朝的談判中，多次要求“不剃髮”，“世守台灣”。如果清政府同意鄭氏的要求，台灣這塊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就會從祖國分割出去。康熙帝在遣使與鄭氏代表談判中許諾，如鄭氏歸順清朝，則可“保境息民”，仍在台灣居住，但鄭氏必須成為清朝臣民，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方面顯然對此沒有興趣。在多年的和談“招撫”與和平努力無效後，康熙帝決定以武力收復台灣。

　　一戰定澎湖，促成台灣和平統一

　　1681年，在姚啟聖和施瑯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的極力舉薦下，康熙帝再次召見了已年屆花甲的施瑯。施瑯再次向康熙帝詳細闡述了如何訓練水師、如何利用風向變化等具體方略。康熙聽後十分滿意，任命他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令其即赴前線，操練水師，待機進取台灣。

　　由於福建前線存在著姚啟聖和施瑯軍政兩套班子，行動起來難免相互掣肘。施瑯一到廈門，立即上書要求“專徵”台灣，即在軍事指揮方面享有獨自決策權。在其意見被否決後，施瑯又執意堅持再次上書。康熙帝雖然認為為人臣者不應如此“妄奏”，但他還是網開一面，把施瑯的意見交諸大臣討論。討論中，明珠贊成施瑯的意見，主張“著施瑯一人進兵似乎可行”，康熙也隨即表示同意明珠意見，令“施瑯相機自行進剿”。

　　康熙批准“專徵”使施瑯大受鼓舞，上任以後，施瑯積極訓練水師，督造戰船，選拔將領，全心籌措徵臺計劃。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瑯率領水兵2萬餘人，大型戰船300余艘，中小戰船230余艘，從福建銅山(今東山)海域揚帆起程，一路乘風破浪，鋒芒直指台灣的戰略前哨澎湖列島。

　　施瑯出兵台灣選擇了一個最恰當的時機：鄭經死後，鄭氏家族內部紛爭不斷，新繼王位的鄭克?無力控制局面；由於農曆六月間是台灣海峽颶風盛行之時，施瑯前兩次渡海攻臺就因颶風半途而廢，因此，臺軍主將劉國軒斷定清軍不會在此時冒險渡海，對清軍的進攻毫無防備。

　　鋻於以往的教訓，施瑯把選擇出兵的季節、時間、風向等條件作為一件大事，派專人查閱氣候資料並進行了海情和風向、風力的實地觀測。攻臺之前，清軍制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但在選擇北風還是南風的風向出兵這個關鍵問題上，軍內存在不同意見。施瑯認為：台灣地區高溫多雨，特別是在偏南風向下，風速和緩順暢，因而有利於舟師橫渡海峽。他多次向皇帝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就南風和北風對航海軍事的影響優劣做了比較。他説：“乘夏至南風成信，當即進發搗巢。蓋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非常不準，難以預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他的理由最終説服了康熙帝和其他將領。

　　施瑯把平臺的首選目標定在澎湖是有其原因的。台灣本島地域狹窄，缺乏戰略縱深，澎湖就成為其外圍防禦的惟一屏障。臺軍主帥劉國軒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將臺軍主力悉數擺在澎湖，並建立了堅固的防禦工事，還在媽宮、風木匝尾、西嶼頭、牛心灣等要衝地點加築炮城14座，沿海築造高墻深溝20余裏，安設銃炮，準備與清軍決戰。面對臺軍的嚴防死守，施瑯採取了靈活的作戰方針，將清軍分為三路，以左右兩翼牽制敵人，主力居中直搗敵陣船隊。

　　7月9日，清軍到達澎湖八罩島(今望安島)，並停泊於此。從10日起，清軍向澎湖島臺軍發起攻擊。清水軍迅速利用有利的西南風向條件，使用“五點梅花陣”，用多艘戰船圍攻臺軍一艘，集中兵力作戰。“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先鋒藍理率7船衝入臺軍中，共擊沉、焚燬鄭氏船隻14艘，焚殺鄭氏官兵2000余人。這時的劉國軒卻缺乏主動進攻精神，把勝利希望完全寄託在颶風上，因而幾次坐失了主動出擊的良機。澎湖一戰，清軍先後焚燬、擊沉和俘獲臺軍大小船隻近200艘，殺死臺軍將領、頭目300余名，士兵12000余名，另有165員將領和4800名士兵倒戈投降。劉國軒只是仰仗地形熟悉，才從水淺礁險的吼門島嶼乘水漲風順之時，帶領31艘小船逃回台灣。此役，清軍陣亡官兵329人，負傷1800余人，船隻毫無損失。

　　施瑯一戰定澎湖，殲滅了臺軍精銳部隊，打開了台灣島的門戶，鄭氏敗局已定，島內人心大震。施瑯獲勝後並不急於繼續進攻，而是在澎湖“撫綏地方，人民樂業，雞犬不驚”，甚至派人撈救跳水未死的臺軍官兵，使得台灣、澎湖軍民“莫不感泣，願內向”。與此同時，施瑯建議朝廷“頒赦招撫”鄭氏，以爭取和平統一台灣，使台灣百姓免去刀兵之災。康熙帝也同意施瑯的招撫政策。鄭克?、劉國軒見施瑯“無屠戮意”，也願意歸順。

　　7月31日，鄭克?派人到澎湖施瑯軍前請降，要求仍居台灣，“承祀祖先，照管物業”。施瑯拒絕了他們的條件。

　　8月13日，施瑯率領舟師到達台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迎接，各鄉社百姓亦沿途“壺漿迎師”，台灣終於實現了和平統一。9月17日，鄭克?等遞送了正式的降書，並繳納了延平王等冊印。10月3日，施瑯親往台灣，接受了鄭氏的歸降。從1662年上書請求收復台灣，至1683年統一台灣，前後共計20餘年。

　　確保台灣留在中國版圖

　　清軍攻下澎湖以後，有人向施瑯進言：“公與鄭氏三世仇，今鄭氏釜中魚、籠中鳥也，何不急撲滅之以雪前冤？”施瑯卻説：“吾此行上為國、下為民耳。若其銜璧來歸，當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與有？”他還向鄭氏手下的人聲明，“斷不報仇！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不特台灣人不殺，即鄭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

　　施瑯到台灣後，果然不計前嫌，冷靜處理國事與家仇的關係，不但沒有誅殺一人，而且還到鄭成功廟祭拜，肯定了鄭成功開發台灣的貢獻，與鄭克?等人“握手開誠，矢不宿怨”。他疏請減輕臺民的賦稅負擔，妥善安置歸降的鄭氏官兵。

　　施瑯收復台灣後，在清廷內部産生了一場對台灣的棄留之爭。許多大臣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竟然認為“日費天府金錢于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大臣中主張守臺者只有姚啟聖和施瑯等少數人。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施瑯力陳台灣戰略地位之重要性：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施瑯對西方殖民者覬覦台灣多年的情況有所了解，認為“紅毛”（西方殖民者）“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如果一旦讓其佔有台灣，必定會以台灣作為基地，利用“精壯堅大”的戰艦進犯大陸沿海，“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將會受到嚴重威脅。

　　在隨後的幾次奏陳中，施瑯還指出：台灣土地肥沃，物産豐富，交通發達，棄之未免可惜；“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遍野種植有各種竹木，“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還盛産木棉，“經織不乏”，“舟帆四達，絲縷踵至”，怎能拱手送人？由於施瑯力主保留台灣，最終促成清政府在1684年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駐兵1萬戍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秋佳節，康熙帝召見了平臺得勝歸來的施瑯，“解所禦龍袍敕賜，親制褒章嘉許”，並封施瑯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鎖鑰天南”，並特準在澎湖大山嶼媽宮城內及台南城內樣仔林街建生祠，稱為“施將軍祠”。1696年，施瑯卒于住所，葬于福建惠安。次年，施將軍廟建在媽宮澳東街，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更名為“施公祠”。

　　已故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淩先生曾指出：“鄭成功的復臺和施瑯的復臺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徵臺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説，我們説施瑯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

　　在施瑯的故鄉福建省晉江縣施瑯紀念館中，有這樣一副對聯：“平臺千古，復臺千古；鄭氏一人，施氏一人。”這是對鄭成功和施瑯功績客觀、完美的寫照。文/樊繁（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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