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一
■促進城市化並不僅僅是為解決我國目前許多社會經濟深層次矛盾而進行的現實選擇，從根本上講，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的自然發展過程。在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多數是不可想象的，沒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考察世界各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産業轉移的過程，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城市化同樣是繞不開的路。
焦點二
■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都表明，我國城市化的列車已駛入快車道，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我國人口數量龐大，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即意味著要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搭上城市化的列車。
■城市化這輛載重列車的加速，需要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只有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的列車才能在快車道上奔馳。
焦點三
■農村人口數量龐大，人均耕地少，工業發展起步晚，城市化水平低，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現在農村勞動力供大於求依然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之一，有測算顯示，目前農村絕對過剩的勞動力仍有至少1.5億。
■20世紀80年代之後，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一大批小城鎮隨之崛起，開闢了城市化的新進程，各類城市也獲得快速發展，吸納了8000多萬農村流動人口，但這顯然還遠遠不夠，需要城市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
焦點四
■農民對土地的自主經營、農業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將農民禁錮在農村和土地上的政策及制度的鬆動，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得以釋放流向城市。上億民工涌入城市形成氣勢磅薄的打工浪潮，是向社會發出了必須加快推進城市化的強烈信號。
■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在城裏紮根，但目前民工從農村拔根、在城市紮根的願望卻還難以實現，各種制度、觀念上的障礙需要進一步清除。
焦點五
■城鄉戶籍內涵的各種福利差異，使本是不同職業的城市人和農村人，演化為身份的區別，於是城市居民有了優越感。
■戶籍等限制使農民工處於城市的邊緣地位，他們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與市民還不能享受同樣待遇，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無法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只能在城鄉間來回遷徙，使之既沒有安身立命的自我認同，也找不到安居樂業的歸屬感。
焦點六
■隨便走進哪個城市的建築工地，都會看到民工忙碌的身影，農民工在城市運行中已經成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一紙戶口不僅限制了人口的流動，它帶來的城鄉重大差別，成為中國城鄉差異最集中的體現，“鄉下人”要想取得城市戶口真如“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二元戶籍管理結構對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制約和阻礙越來越明顯，社會經濟的發展呼喚建立現代戶籍管理新體制。
焦點七
■目前，雖然城市吸納了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但是，城市本身也面臨著失業、下崗人員的巨大就業壓力，在現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下，進一步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能力不容樂觀。
■儘管從世界城市化進程的規律看，我國已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但如果城市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和勞動者的適應能力得不到改善，會從根本上影響城市化進程。如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素質，是城市化的關鍵，也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
焦點八
■1978年全國只有2176座小城鎮，2000年猛增到20312座，即在目前的小城鎮中，有近90％是1978年之後增設的，年均增設820多座，增速迅猛。
■我國農村人口仍佔絕大多數，而小城鎮處於“鄉首城尾”，是溝通城鄉的橋梁和紐帶，這一特點，決定了小城鎮在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具有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於發展時間短，總體上講，我國小城鎮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需要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和規模成長轉變。
焦點九
■2000年，我國有大型城市93座，其中，大城市53座、特大城市27座、超大城市13座，這些大城市産業和人口高度集中，規模經濟優勢強，“集聚效應”明顯，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著骨幹作用。
■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相繼初步形成的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即是大都市帶的雛形。三大都市帶成功地推動了這些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這些大都市帶吸納了大量勞動力和高技術人才，對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起到明顯的作用。
焦點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建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在城市數量增長和規模擴大的同時，城市建設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我國人口壓力大，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在此背景下，要滿足人們不斷提高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需要在經濟發展和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之間尋求平衡點。
■20世紀後期，國際上形成了涵蓋更為廣泛的生態城市概念，並被認為是21世紀的城市建設模式，對城市建設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標準。目前，我國已有些城市開始進行生態城市規劃。
焦點一 ：城市化是繞不開的發展之路
20多歲以上的人對糧票都不會陌生。那個時代，吃糧定量，出門必須帶上糧票，要出省還必須帶全國糧票，不然就會挨餓。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簡單：缺糧！當時很多人都嘗過挨餓的滋味，無怪乎當十餘年前取消糧票、取消糧食定量時，還真有不少人為這一舉措捏一把汗。然而，如今常常見諸報端的倒是人們對加入世貿組織後糧食出路的擔心。改革開放、農業生産體制的變革，使全國農民迸發出空前的熱情和幹勁，一舉改變了農業生産徘徊不前的局面，農産品短缺已成為記憶和歷史。相反，農産品的大量剩餘，導致其價格難以提高，農民的收入不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快速增長，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這一客觀存在的問題也隨之突出顯現，三農問題被城鄉百姓所注目，也使各級政府頗費精力。
農民收入增長乏力，不僅使農民的生活水平難以提高，也嚴重制約了社會有效需求的擴張，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增長，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有專家開出“藥方”：要想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有人估算，若能通過實施積極的城市化戰略，使農村人口減少30％，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即可增加30％！
許多專家認為，推進城市化不僅是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的途徑，也是解決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一系列其他深層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它能促進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解決人口結構性的矛盾；城市人口規模擴大可以拓展第三産業發展空間，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緩解就業壓力；大量農民變為城市人口，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復自然狀態，生態環境從根本上得到保護，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有學者推算，轉移兩億左右的農民，會使耕地增加大約1800萬畝；它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促進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推進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等。
世界銀行專家尤素福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有10％是從城市化進程中獲得的。展望未來，中國至少可以取得同樣的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當然，促進城市化並不僅僅是為解決我國目前許多社會經濟深層次矛盾而進行的現實選擇。從根本上講，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的自然發展過程。實施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既是城市化發展本身客觀規律的需要，也是我國工業化由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必經之路。在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多數是不可想象的，沒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説，人類發展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考察世界各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産業轉移的過程。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城市化同樣是繞不開的路。
焦點二 ：中國城市化是駛入快車道的列車
綜觀世界各國城市化的歷史過程，可以發現大體都經歷了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滯不前的曲線發展過程，這一過程直接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當時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過60％。可見，中國是在一個起點極低的基礎上開展城市化建設的。改革開放前，由於工農業生産落後、經濟基礎薄弱及與城市化相關的政策、制度等原因，城市化進程起伏徘徊，直到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於18％。改革開放後，工農業生産迅速發展，經濟基礎日益增強，城市化進程隨之加快。從1978年到2000年，小城鎮由2176個增加到20312個，城市數量由190個增加到663個， 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93個，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2000年城市化率達到36.09％。
從城市化水平看，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規律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達到30％左右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從經濟發展水平看，世界銀行對全球133個國家的統計資料表明，當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從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經濟步入中等發展中國家行列時，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40％～60％。有專家分析，在未來的十幾年中，我國的人均GDP（國內生産總值）將從1997年的800多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200美元甚至更高。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都表明，我國城市化的列車已駛入快車道，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有預測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50％甚至更高。
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農業生産力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城市經濟實力增強，推進城市化的物質基礎基本具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推進城市化的體制環境逐漸形成，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提出了促進城市化的迫切需要，推進城市化的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指出：“隨著農業生産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漸成熟，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客觀發展規律，但政府仍可運用經濟杠桿等手段對自然發展的城市化施加影響。推進城市化進程，就是要促進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化，農業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産業的轉化。我國人口數量龐大，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即意味著要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搭上城市化的列車。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到50％，需要將約兩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如果新建城市去容納這些人口，需要新建100萬人口的城市200座！面對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雙膨脹的現實，完成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産業的轉化，將成為我國城市化面臨的最大挑戰。城市化這輛載重列車的加速，需要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只有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的列車才能在快車道上奔馳。
焦點三 ：給農村富餘勞動力提供出路
農村人口數量龐大，人均耕地少，工業發展起步晚，城市化水平低，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這一國情導致農村勞動力一直供大於求，只不過在計劃經濟時期處於隱性狀態。改革開放後，農業生産體制發生革命性變革，“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解除了對農民經濟活動的諸多限制，勞動生産率迅速提高，短缺經濟和計劃經濟下將農民禁錮在農村的糧油副食品定量供給徹底改觀，人多地少的矛盾開始凸顯出來。現在，農村勞動力供大於求依然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之一，有測算顯示，目前農村絕對過剩的勞動力仍至少有1.5億。
這種矛盾短期內還會更為突出：隨著農業要素的不斷投入，農業新技術的推廣，農業勞動生産率會不斷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將不斷減少；可耕地有限，而且有進一步減少的趨勢，農業的就業餘地越來越小；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發展的社會背景和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整個國民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産業結構調整，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工業獲得長足發展，告別了短缺經濟，工農業産品普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入買方市場，鄉鎮企業的發展也遇到了結構性困難，使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明顯減弱；加入世貿組織後，短期內我國農産品不僅會面臨國際市場的價格壓力，使農民收入難以通過農業大幅提高，而且進口農産品勢必導致對國內農産品的需求減少，造成農村剩餘勞動力規模進一步擴大；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基數大，據有關部門預測，未來10年全國農村每年還要新增勞動力600多萬。
農村勞動力及農産品的過剩使農村對城市化的推動力日益強大，農村富餘勞動力企盼城市化提供出路。同時，勞動力從低效益的第一産業向高效益的第二、三産業轉移，是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必然結果，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20世紀80年代之後，一大批小城鎮隨之崛起，開闢了城市化的新進程，各類城市也獲得快速發展，吸納了8000多萬農村流動人口。但這顯然還遠遠不夠，需要城市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各種制度約束正在逐漸破除，勞動力市場逐步完善，就業制度趨向公平，特別是戶籍制度改革已開始邁出第一步。但仍有許多因素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構成障礙，如：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全國4億多青壯年農民中有近1/4是文盲和半文盲。滯留在農業生産領域的勞動力以文盲、半文盲和小學文化程度者為主，轉移這部分勞動力的難度較大；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土地對農民的生活保障功能甚至強過生産功能，農民向城市轉移的後顧之憂需要解除；城市經濟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壯大，以增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焦點四 ：“候鳥”在城鄉之間遷徙
在華夏大地的每座城鎮，人們都可以見到一批批忙忙碌碌的民工，每當一年一度的春節臨近，民工返鄉就成為社會和輿論關注的中心，“春運”、“民工潮” 已是婦孺老幼皆知的詞彙。
改革開放之後，人口流動經歷了從控制流動到公平流動的變化：1979年～1991年，人口流動管理由控制流動、允許流動到控制盲目流動；1992年之後，對農民工的管理政策調整為“鼓勵、引導和實行宏觀調控下的有序流動”，並對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進行了改革。2000年，國家開始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積極推進就業、保障、戶籍、教育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農村勞動力就業進入“公平流動期”。
人口流動管理政策的放開猶如將蓄滿水的大水庫開閘，洪流滾滾，勢不可擋，進城打工的民工數量迅速猛增，1982年為3000萬，到1997年已突破1億大關。權威部門估計，未來5～10年中流動人口數量將以平均每年500萬的速度增長，2005年將達到1.3億，2010年將接近1.6億！
農民對土地的自主經營、農業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將農民禁錮在農村和土地上的政策及制度的鬆動，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得以釋放並流向城市，上億民工涌入城市形成氣勢磅薄的打工浪潮，是向社會發出了必須加快推進城市化的強烈信號，必然衝擊著束縛城市化進程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它對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作用不可低估。
農民工多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內地流向沿海，從四川、貴州、安徽等中西部地區流向富裕的東部地區。隨便走進哪個城市的建築工地，都會看到民工忙碌的身影，他們當保姆、送牛奶、送液化氣、做鐘點工、賣菜、賣小吃……農民工在城市運行中已經成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農民工不但造福當地，很多民工還在城裏學到了技術，接受了現代觀念，回鄉創業，解決當地富裕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城市化不單單是城市的發展過程，也是農村經濟發展、農民生産生活方式及理念現代化的過程，民工無疑是這一進程的重要推動者。
然而，城市化更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在城裏紮根，但目前民工從農村拔根、在城市紮根的願望卻還難以實現，各種制度、觀念上的障礙需要進一步清除。
焦點五：誰是城裏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我國當時短缺經濟的現實，制定了城鄉戶籍分離的政策，這在當時有其合理性。但計劃經濟體制下對此政策近半個世紀的實施，似乎使人産生了一種錯覺：龍生龍，鳳生鳳，城裏人天生是城裏人，生在農村天生該種地。城鄉戶籍內涵的各種福利差異，又使本是不同職業的城市人和農村人，演化成為身份的區別，於是城市居民有了優越感。
雖然對人口流動的各種限制正在逐漸消除，但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觀念、政策、制度難以在短時間內被完全改變，新的法規需要健全。“城鄉差別”並沒有因為農民大量進城而消失，對民工的偏見甚至歧視及各種限制依然存在。許多大中城市出臺了對外來勞動力就業行業、工種的限制措施，並將這種措施制度化，儘管其本意是為了緩解本城市的就業壓力，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強化了就業領域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歧視，強化了城裏人和鄉村人的身份等級色彩。
民工對城市建設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做出了許多貢獻，然而戶籍等限制使農民工處於城市的邊緣地位。他們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與市民還不能享受同樣待遇，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無法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只能在城鄉間來回遷徙，使之既沒有安身立命的自我認同，也找不到安居樂業的歸屬感。大多數進城民工每月只有400～800元的微薄收入，又很不穩定，各種不合理收費還常常光臨到他們頭上。更有甚者，他們常常遭遇拖欠、剋扣或拒發工資。凡此種種，實際上是把民工排斥在城市社會體系之外，會使民工陷入與城市的分離狀態，進而影響民工健康人格的形成。
這些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和政府的廣泛關注， 1998年8月，上海市教委與市公安局頒布了《上海市外來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要求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加強對外來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就學管理，妥善解決和處理他們的就學問題；最近國家作出了取消民工暫住費等7項收費的決定；各地每年為安排民工回鄉過年的春運，採取了不少頗費心思的措施；去年春節前夕，許多地區針對拖欠、剋扣民工工資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保護民工的合法權益；更為可喜的是，城鄉間的壁壘正在拆除，城市的大門正在向所有人打開。據今年7月2日的《北京青年報》報道，有專家估計：2008年前後，中國憲法應該能重新確認公民遷徙自由權，農村人和城裏人的“身份”意義將會徹底消失，農民與市民將會成為平等的公民，城市將會成為公民共同的城市。
焦點六 ：拆除城鄉之間的“柏林墻”
戶口，幾十年來像一堵“柏林墻”橫亙在農村和城市人口之間，難以逾越，演繹出千千萬萬悲歡離合的真實故事。如今，它正被褪下計劃經濟、短缺經濟的傳統色彩，逐步與市場經濟接軌，並將朝著實現公民權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價值取向的現代戶籍制度邁進。
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是1958年以後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計劃經濟的産物，更是短缺經濟的結果，是根據當時農業生産率低、農産品供給不足做出的理性抉擇，與當時實施的糧油等主要農産品統購統銷、計劃配給制度是一致的。附加在原有戶籍制度上的就業、上學、醫療、住房、物價補貼、生活保障等權利和福利因素等都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特殊産物，賦予了戶口不應有的福利功能。本質上正是這些不合理的功能把城鄉居民區分成了兩個發展機會與社會地位不同的階層。一紙戶口不僅限制了人口的流動，它帶來的城鄉重大差別，成為中國城鄉差異最集中的體現。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二元戶籍管理結構對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制約和阻礙越來越明顯，社會經濟的發展呼喚建立現代戶籍管理新體制。計劃經濟體制下賦予戶口的諸多不合理功能的逐漸剝離和脫鉤（如住房等），為變革原有戶籍管理制度創造了有利條件。大量農民進城搞經濟建設，客觀上也推動了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變革。
1984年國務院下發了《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農村人口進入小城鎮開始出現鬆動。最近幾年，在國務院和公安部等有關部門的推動下，戶籍制度改革步伐明顯加快，從“農轉非指標控制放鬆”到小城鎮戶籍基本放開，各地結合本地實際，積極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各大中城市改革的措施也紛紛出臺。石家莊市戶籍改革全面實施，動作之大，開省會城市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之先河。廣東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標是按照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實現城鄉戶籍管理一體化。
現在戶口制度對人口流動的限製作用已大大削弱，但戶籍制度的陰影還在，戶籍制度的限制還在。目前提出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措施依然附加了一些條件，有人稱之為進入城市的“買路錢”。實際上戶籍制度改革難以一步到位，要進行徹底的改革，需要徹底剝離附加在原有戶籍上的利益要素，需要相關政策、制度和法規的配套。如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等。人們有理由相信，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催生出嶄新的戶籍管理制度，人們遷徙的自由度會越來越大，伴隨這一過程的必然是城市化進程的加速。
焦點七：城市的“吸納力”有多大？
城市化説到底是城鄉結構的變化，涉及城鄉雙方。城市化進程不僅需要農村有推動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推動力”，也需要城市存在吸收農村勞動力的“吸納力”。
農村的“推動力”之強從席捲全國的民工潮即可明顯感受到，城市的“吸納力”又有多大呢？
城市 “吸納力”的大小主要取決於城市就業機會的多少，而就業機會的多少直接受制于“製造”就業機會的二、三産業的發展及轉移勞動力的適應能力。
目前，雖然城市吸納了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但是，城市本身也面臨著失業、下崗人員的巨大就業壓力，在現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下，進一步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能力不容樂觀。
計劃經濟體制下，因勞動力的行政配置和工業項目的重復建設形成了大量的企業富餘人員，生産效率低下。改革開放後，隨著向市場經濟轉軌，經濟結構、産業結構加快調整，企業改革加大力度，兼併破産，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企業富餘人員的隱性失業狀態逐漸顯性化，90年代以後，更進入了下崗和失業的高峰期。老工業基地的衰退、資源型企業因資源枯竭等因素，使下崗、失業人員增多，2000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達到785.7萬人，如果加上未到城鎮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失業人員，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總量還要多。與此同時，由於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就業崗位的增量增長趨緩，加之城鎮每年新增數量龐大的勞動大軍， 城市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客觀上使城市對農村勞動力吸納力的擴大大打折扣，許多城市還根據其就業形勢出臺相關政策對外來人口的工作予以限制。
另一方面， 隨著科技的進步及市場競爭的加劇，産業結構必須不斷進行調整升級，必然出現舊崗位的淘汰、新崗位的産生，工人就必然要轉崗，這是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勞動力配置的客觀規律，同時也對勞動者的適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産業升級總體上是以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為方向，資本和技術增密不僅排斥勞動，而且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提高了。資本及技術演化出來的制度力量，使受教育水平低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市場變小。
有專家提出，第三産業吸納就業的能力為第二産業的4至5倍，而我國目前第三産業從業人員比重遠遠低於國外，第三産業發展空間大，提供就業機會潛力較大，在積極發展三産的同時，合理髮展高科技和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但第三産業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和工業發展、生産的社會化程度特別是人均收入等密切相關。也有專家建議，應積極發展小城鎮，因為小城鎮的産業以勞動密集為特點，將會成為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重要力量。
儘管從世界城市化進程的規律看，我國已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但如果城市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和勞動者的適應能力得不到改善，會從根本上影響城市化進程。如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素質，是城市化的關鍵，也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
焦點八 ： 小城鎮——大戰略
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戰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將發展小城鎮作為“當前和今後較長時期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家“十五”計劃把小城鎮建設列為農村今後發展的重大戰略之一。“小城鎮，大戰略”成為事關全國特別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熱門話題。
1978年全國只有2176座小城鎮，2000年猛增到20312座，即在目前的小城鎮中，有近90％是1978年之後增設的，年均增設820多座，增速迅猛。小城鎮發展成為推進人口城鎮化、農村現代化及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重要力量，形成了相當於全國 37％的城鎮人口，有效地分流了大中城市的壓力。
小城鎮之所以發展快速，除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帶動外，主要得益於其經濟、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走在了城市之前，經濟率先轉由市場調節，社區率先向農民開放，城鄉統籌就業率先在小城鎮啟動；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和人口城鎮化的體制性障礙較少。農民進入小城鎮比進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成本低，“紮根”容易，對政府壓力相對較小。
我國農村人口仍佔絕大多數，而小城鎮處於“鄉首城尾”，是溝通城鄉的橋梁和紐帶，這一特點，決定了小城鎮在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具有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工業化與小城鎮發展共生共榮的繁榮局面向我們展示了這種作用，其中珠江三角洲、浙江兩個區域的小城鎮成為吸收跨省區流動勞動力最多的地區。這種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的模式，使小城鎮增強了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吸納力，人口規模擴大，第三産業隨之發展，小城鎮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承擔起農村地域性經濟、文化及各種社會化服務中心的作用，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整體素質的提高和城鄉一體化進程。
小城鎮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人口城鎮化的重要渠道，這是由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資金短缺、技術落後的國情及小城鎮多勞動密集産業和多種成分小企業的經濟特點所決定的。
由於發展時間短，總體上講，我國小城鎮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需要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和規模成長轉變。我國小城鎮數量雖多，但平均規模小，不足9000人，按非農人口統計則規模更小，聚集效益不明顯。許多小城鎮的建設還有很多需要完善之處，如基礎設施簡陋，城市景觀差；人均佔地多，用地制度需要健全完善；非農産業基礎薄弱，就業機會少，對農村勞動力吸納力小；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問題存在，農民“紮根”還有後顧之憂。
焦點九 ：中心城市功能逐步完善
發展小城鎮是一個大戰略，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中國城市化的唯一齣路，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下同）作為區域性的經濟中心，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000年，我國有大型城市93座，其中，大城市53座、特大城市27座、超大城市13座，這些大城市産業和人口高度集中，規模經濟優勢強，“集聚效應”明顯，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著骨幹作用。隨著大城市中心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輻射能力的逐漸加強，對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地區的發展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根據統計資料，2000年93 座大城市共計人口1.9億，創造了2.74萬億元的國內生産總值。
大城市的密集經濟為現代化、專業化的生産協作與聯合提供了有利的空間環境，也為高效利用土地資源、金融資本、人力資本、信息資源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奠定了基礎。大城市的高度發展，既是從根本上提高我國城市化水平及其質量的需要，也是增強綜合國力、提升我國産業國際競爭力的需要。
有學者認為，至本世紀中葉，北京、上海、香港，有望進入國際性城市之列，成為全方位的，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與世界存在密切交流並且能對世界産生重大影響的城市。
20世紀以來，世界城市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趨勢：大都市帶的形成與出現。即在交通、通訊等手段現代化的基礎上，以中心城市為核心，連同其毗鄰的城市及其腹地形成都市群地帶。不同層次的城市在一個比較密集的範圍內複合疊加，現代交通使城市間距離縮短，相互之間人流、物流激增，城市經濟活力成倍強化，競爭能力大大提高。
專家將選擇大都市帶作為發展戰略，看作是中國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激烈國際競爭背景下，贏得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所在。
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相繼初步形成的京津塘、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即是大都市地帶的雛形。三大都市地帶成功地推動了這些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1999年三大城市群創造的國內生産總值約佔全國國內生産總值的34.9％，對周邊地區輻射力進一步增強。這些城市群吸納了大量勞動力和高技術人才，對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起到明顯的作用。
也有學者認為，除三大都市帶外，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大都市帶也已初步形成，西南成渝、福建廈漳泉及以武漢為中心的眾多城市也可在未來發展成為大都市帶，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增長極。
焦點十 ：城市建設與時代同步
不管城市怎樣發展變化，它作為人們世世代代生活聚居地的基本功能是不會改變的。人們自然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環境優美、居住舒適、生活方便、社區和諧，城市發展的過程也因此成為人類始終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具體反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建投資力度加大，在城市數量增長和規模擴大的同時，城市建設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1978年城市建設固定資産投資僅為8.35億元，1999年城市建設固定資産投資達到1590.8億元。全國各地建設了一大批大型的、具有先進水平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如大型供水設施、城市幹道、高架橋和環城高速路、地鐵、軌道交通、城市廣場等，大大增強了城市功能，提高了城市現代化水平，城市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使居民生活更為方便。
在城市建設中，對城市環境建設更為關注，建設了大批污水及垃圾處理設施和大面積綠地，生産生活能源結構更為環保。1999年與1979年相比，城市污水日處理能力增長了23.8倍；城市園林綠化面積增長了8.4倍；城市環境衛生清掃面積和生活垃圾清運量分別增長了6.7倍和3.54倍；煤氣、液化石油氣、天然氣供應量分別增長了6.2倍、33倍、10.6倍。
與此同時，對各種污染源進行綜合治理，推行清潔生産，發展環保産業，倡導清潔消費。由於工業和城市污染防治步伐加快，污染增長的趨勢得到初步遏止。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于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自70年代以來的負增長，城市環境狀況開始好轉。如，到1999年，“兩控區”內的175個城市經過治理，已有102個城市的二氧化硫濃度達到了國家空氣環境質量二級標準；北京市採取了90多項措施治理和改善城市環境，2001年市區空氣污染指數二級和好于二級的天數達到185天，佔總天數的50.7％，而1998年這個比例是27.4％。
除城市建設與城市環境的成就外，在諸如城市的住房改善、社區建設等方面也成就斐然。然而，與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的要求距離還較大。我國人口壓力大，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在此背景下，要滿足人們不斷提高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需要在經濟發展和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之間尋求平衡點。
20世紀後期，國際上形成了涵蓋更為廣泛的生態城市概念，並被認為是21世紀的城市建設模式，對城市建設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標準。目前，我國有些城市已開始進行生態城市規劃。
時代在發展，城市建設也會隨時代而發展，明天的城市會比今天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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