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消息：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特別發達的國家，中國的歷史主要是農業文明史。在中國長期歷史上，農業、農村、農民一直存在，卻沒有所謂的“三農問題”。

　　“三農”得以成為一個問題，深刻的根源是現代化進程。在以農業為主導的傳統社會，農業是主要産業，農村是主要區域，農民是主體成員，因此無所謂“三農問題”。任何一個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都不得不重視農業，以農為本。“士農工商”，農民的地位僅次於官員。進入現代化進程以後，這種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三農”的地位日益降低和邊緣化，從而成為一個影響、乃至決定國家穩定和發展的政治社會問題。

　　現代化社會是以工業化為産業基礎，以城市為區域基礎，以城市市民為社會主體的，這是産生“三農問題”的客觀經濟社會基礎。“三農”得以成為問題，還有其主觀基礎，這就是現代意識。現代化不僅僅是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過程，同時也是現代意識的形成構建過程，這就是與市場化、民主化相應的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的産生和傳播。由此就會産生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追求與事實客體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最為集中地反映到“三農”領域。一方面，現代化必然帶來工農、城鄉、市民與農民的差別；另一方面，現代化又帶來自由、平等、人權意識，由此就會産生“人生來平等，但又無不在差別之中”的焦慮和反抗，“三農”因此成為一個公共性的政治社會問題。

　　“三農問題”存在的背景是現代化進程中兩種文明的並存和差別。這一問題具有普遍性。任何一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一問題。而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一問題表現得尤其突出。這是由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決定的，“三農問題”也因此在中國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第一，“三農問題”首先是農民問題。正是因為工業的崛起和農業的弱勢才造成鄉村的衰落和農民的貧困，於是才有了大規模的城市化和農民的工人化。但是，在中國，工業化先天不足，城市化進程緩慢，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僅難以帶動鄉村，吸納和消化農村人口，反而以犧牲農村和農民為代價。這就使得大量的農村人口長期堆積在有限的土地上。歷史上的人地矛盾未能緩和，反而更加突出。這造成了兩大後果:一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二是農民就業不足。

　　第二，農民問題首先又是土地問題。土地是農村最主要的生産資料。農民只有與土地結合，才能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因此，土地始終是農民問題的首要問題。只有解決土地問題，才能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推動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在現階段，土地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土地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二是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合理。

　　第三，土地問題的核心是權益問題。為什麼農民並不能從自己的土地上獲取相應的收益，從根本上説是農民的平等權益問題。現代社會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這種權利受國家法制保護，神聖不可侵犯。所以，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必然要求建立以公民平等權利為基礎的民主國家。

　　基於以上諸種情況，在現階段中國，如何認識和解決“三農問題”方面，有三種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是放任主義。在這種觀點看來，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農業的衰落、農村的落後、農民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是歷史進步必然付出的代價。從市場競爭的角度看，農民是競爭的失敗者，貧困化的根源在於自身，即農民的貧困在於是農民，沒有必要給予過多的人文關懷。對農民的命運應該持物競天擇的放任態度。

　　二是民粹主義。認為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不僅使農民的命運受到損害，而且將人變為慾望無窮的個人主義者，動搖了社會的根本。所以，主張以農村為根基，將農民組織在集體中過一種均平互助合作的生活，限制人們的慾望和個人主義傾向。

　　以上兩種傾向的極端化，不利於正確認識和有效解決“三農問題”。首先，放任主義將歷史過程視為自然過程，捨棄了人的主體性。在中國，農民為歷史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不是消極的“歷史棄兒”，而是現代化的創造者。他們的命運不僅僅在於其天然的弱勢地位，更在於其制度安排的非公正性。在現代化環境裏，他們的生存狀況不僅關係其本身，而且會影響到全社會:要麼是國家穩定的基石，要麼是國家的反叛者。中國20世紀百年曆史反復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誰抓住了農民，誰就抓住了中國；誰丟掉了農民，誰就會丟掉中國。我們所要建設的現代化，也應該是一個農民能夠分享文明成果的現代化。

　　其次，在現代化進程中，應該關心農民，重視農村，但不能與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相對立。在當今的開放世界裏，現代化是大勢所趨。對於個體的農民，應該給予更多的關心。但是，農民作為一個階級，最終要在歷史中消失。傳統的生産方式決定了這一階級的狹隘性和落後性。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要關心農民，卻不是要回到傳統的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否則對農民利益本身也是一種損害。那種以農村為本位的民粹主義思想仍然是一種將自己視為農民“救世主”的傳統心態。

　　“三農問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的，也只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加以解決。進入21世紀，“三農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瓶頸”。中國能否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關鍵取決於“三農問題”的解決。而在現代化進程中，單純依靠“三農”本身是難以解決“三農問題”的，必須在市場化、城市化和民主化進程中進行總體性解決。此即第三種價值取向。

責編：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