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７月１０日專電　中國房地産及住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包宗華在最近一期《了望週刊》發表文章指出，國務院關於穩定住房價格的兩個“八條”及七部委《關於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主導的房産新政策密集出臺後，有人提出種種質疑。

　　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國的住宅産業就顯現出４個引人關注的問題，即：有些城市房價上漲過快；有些城市房價過高；有些城市住房投資增長過快；有些城市住房供應結構性矛盾突出。２００３年《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産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就是一項針對以上問題的宏觀調控部署，但問題仍然突出而嚴峻。有人提出置疑，可以理解。

　　問題早發現了卻老解決不了，説明難度極大。分析原因，首先是機制不順。目前各城市政府下轄的各主管委、局、行中，建委、發改（計）委、房地産管理局、土地局、財政局、稅務局、物價局、規劃局、建工局、銀行以及管理主要建築材料的部門都管了一些與調控住房問題有關的工作，但哪一個部門都沒有全面調控住房問題的權力，影響了調控效力；其次，認識沒有跟上，受到有些專家片面強調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不應調控房價的影響。其實，許多西方國家都根據自己的國情，政府先後介入住房問題，並採取各種不同的方法，有區別、有效地調控著房價。另外，房價及相關問題的嚴重性有一個發展和暴露的過程，在問題沒有充分暴露以前，人們往往不能認識其嚴重性。更重要的是，地價、房價和投資規模的快速增長給地方財政帶來了滾滾財源。

　　所以，此輪調控要取得預期的效果，需要力避以上阻力，不斷地向縱深發展。

　　首先，需要繼續深化行政機構改革，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水平。上世紀９０年代，我曾了解過幾個西方國家中央政府的行政機構設置情況，概括起來有４個特點：一是機構少，每個部門管轄的範圍很廣，部門之間的工作交叉比我國少得多；二是人員少，一般每個部門為８０～１００多人；三是只著重管宏觀調控，較少管具體事務。部門提出的宏觀調控措施，一般提交議會討論通過後付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政府進行的幾次行政機構改革，就是遵循精兵簡政和加強宏觀調控的原則而穩步進行的，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從調控住房問題的實踐來看，還需要深化。

　　其次，對於我們的房地産調控工作水平，應運用“兩分法”。一方面要看到，這次宏觀調控的部署，與以前比，有了巨大的進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國的調控機制和調控水平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在調控過程中，還會碰到許多困難和問題，而且有些問題難度很大。這次宏觀調控，要求切實解決延續了４年多而未解決的突出問題，如果採取的措施沒有足夠的力度，就很難解決問題，而措施過了頭，又可能出現大起大落。因此，把握調控措施的“度”，是保證這次宏觀調控順利進行的關鍵。

　　例如，遏制投機性炒房和控制投資性購房，會減少在這一方面的購房“需求”，再加上一些準備買房的居民轉向持幣觀望，就有可能在近幾個月內，出現同比或環比的住房銷售率下降。各個城市的情況又各不相同。影響比較大的城市，一方面要不停地關注市場住房銷售率下降的變化過程，另一方面則要研究切合本城市實際的住房銷售率下降的“度”（含下降的幅度及其持續的時間），並及時提出在超過“度”時需要採取的措施。

　　又如，許多專家認為，房價連續三年上漲超過１０％，或者一年上漲超過２０％，就會産生一般性泡沫，就需要通過及時調控擠出水分，以防止一般性泡沫通過“積累”而形成可以發生破裂的“泡沫經濟”。但是在調控開始的一段時間中，一些既得利益者會利用他們擁有的資源硬頂，使得泡沫一時擠不動，對此，則不宜草率行事，要經過冷靜深入的分析研究，採取可行而不傷穩定房價大局的措施。

　　總之，各主管部門和各城市需要聚精會神地監控實施調控全過程的市場變化，既要及時發現調控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又要認真研究拿出穩妥的辦法適時地加以解決，並努力把可能發生的副作用降至最低限度。

責編：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