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構建和諧社會 建設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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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com消息（中國週刊 3月11日）：

　　主持人：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打開中國週刊。

　　今天我們的中國週刊註定是很特別的一期，這一週我們只關注一個話題，如果説國內最值得關注的新聞，目前自然是正在召開的兩會。而在每年的兩會上都會有很多焦點的議題，但有的是年年關注的，比如醫療、教育、就業等等，但是一提起一個話題就會想起去年的兩會，那自然是《反分裂國家法》的審議和通過，那麼今年呢？提到哪一個是最具有2006年的特點呢？

　　主持人：估計不會多少人有異議，今年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議題自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兩會召開之前，中央出臺2006年的一號文件，主題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同樣在兩會召開之前，我曾經問過參與起草這份文件的農村問題專家陳錫文，首先我問，這一號文件是不是一個發令槍，陳錫文回答，是。接著我問，從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角度來説，這個一號文件是否意味著經過了長期的量變之後進入到了一個質變的開始，陳錫文的回答依然很堅決，是。這兩個“是”很容易讓我們明白，這兩個一號文件可是跟前兩年的不太一樣，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提法雖然過去也多次提過，但是這回顯然不同以往，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很熟悉的詞彙完全當成新鮮的、陌生的詞彙來看待。好了，為什麼是今年打響了這個發令槍？而又是怎樣的一個思考拉開了這中國三農問題質變的開始大幕。

　　春節一過，在北京的中央黨校舉辦一個省部級領導的專題研討班，已經成為近年來的一個慣例。而從研討班中去仔細觀察每一個意味深長的訊息，也逐漸成為了新聞媒體的一種習慣。

　　2006年2月14日，幾乎每一個人都讀到了今年這個研討班的不同。

　　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去開班，總書記，總理都分別做報告，還有一些國務院的副總理，政治局委員親自都做報告，這個規格是最高的了。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幾乎全部到場，參加研討班的則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書記、省長，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隊各大單位主要的負責人，一週的緊湊安排，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張虎林：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擺到了大家面前，大家就感覺到原來意識到，可能意識的程度不一樣，這次就意識到了。

　　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我們在第一線工作也感覺到這個問題是刻不容緩的，所以這個取得共識的基礎可以講是很深厚的。那麼，大家提的一些關心的問題，無外乎就是説，第一個就是項目的擺布，重點怎麼樣，中央已經明確講出是發展生産力作為一個首要任務，這個來講一下子大家認識都完全統一了。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去年十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就已經被正式提出了，去年年底，中央又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專題研究推進新農村建設，過了僅僅一個月，中央再次以這樣一種高規格的研討班形式，把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召集至北京，如此密集的安排，目的何在呢？

　　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張虎林：因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陳錫文：首先要促使各級幹部在自己的認識上，確確實實理解中央的要求，這樣他才會有自覺性。

　　就在黨校研討班結束後第二天，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發了200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主題依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件中，竟密集出臺了30多項具體措施。

　　同期：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2006年的一號文件有一個非常可喜的情況 就是方方面面的改革都涉及到了 他要求是一個綜合改革 只有綜合改革才能化解農村累積很久的這種複雜矛盾

　　溫家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重大歷史任務，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全局。

　　本週，面對兩會代表的強烈關注，有評論説，新農村建設從提出到開始大力推進實施，只經歷了短短五個月的時間，可以感覺出中央高層對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性和巨大決心，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在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處於關鍵時刻所做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決斷。

　　陳錫文 （發佈會）：黨的領導層經過對整個經濟進行分析，明確提出中國已經到了以工業去促進農業、以城市帶動農村發展的階段。這個判斷是2004年底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當時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由此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現實的判斷。

　　主持人：中國的三農問題無論是專家還是我們的直觀感受都容易明白，這恐怕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難題。記得2003年的兩會，即將離任的朱?基總理也表達過農業問題沒有重大突破的遺憾。我印象很深的是，在當年的兩會上，朱?基總理去湖南團參加討論，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談農業問題，並表示，自己對農業非常重視，但中國農業問題的改變卻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似乎是巧合，又是必然，幾天之後溫家寶當選為新一任總理，而就在他當選為總理並進行記者招待會的當天，我們在演播室原本要採訪農業問題專家陳錫文，但是下午接到陳錫文的電話，他不能來演播室了，因為當天晚上溫家寶總理找他們開會。這也就意味著新上任的總理第一天就把關注點投放到三農問題上。這樣一個兩任總理關於三農問題的交接，事隔幾年，仍然讓我們感受到，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説，三農問題是總理的大課題，更是中國改革縱深發展的一個大課題。

　　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相比，各種各樣的數據顯示出，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問題更複雜也更棘手，僅從現在開始剛剛推進的新農村建設，就涉及到國家財政支出改革、農村義務教育改革、農村醫療改革、農村金融改革、農村養老保險改革、鄉鎮機構改革、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等等等等。

　　安徽省委書記：我們的農村的第一步改革，就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建立為核心的第一步改革和後來的農村稅費改革，我個人認為它實際上，總體上看是一個農村生産關係的調整，通過這樣一個生産關係的調整之後，它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一下子解決了什麼問題呢？實際上是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這個總體上講還是在農村這個範疇內部的，依靠農民積極性調動的這樣一個，解決一個農産品供應的問題。所以這次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革應該講是重大歷史任務，它本身是一個，應該講，它所涉及的領域應該比第一步改革更為廣泛。

　　“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是中央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提出的20字目標，那麼，目前推進的新農村建設，和我們多少年來所出臺的三農政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關係呢？

　　韓俊：新農村的建設，實際上它包含了一個更全面的，一個更綜合的目標，實際上它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黨的建設，五個方面，所以説在實際工作當中，應該把我們政策的著力點要放在促進農村的綜合發展上。要解決，特別是在起步階段，要著力解決農民最需要解決的一些實際問題。

　　在不久前剛剛下發的中央關於新農村建設的一號文件中，共包涵32項重大舉措，從八個方面力圖破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諸多深層次問題。有評論指出，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從單個部門、單個領域局部解決“三農”問題，而是從整個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角度，試圖根本上徹底為中國三農問題找到出路。同期：發佈會 陳錫文：

　　目標很清楚，一是農村生産力要得到發展，第二農民生活水平要得到提高，第三是農村基礎設施改善，第四農村社會事業得到發展，第五基層的民主政治建設要推向前進（接點）新農村建設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

　　針對新農村建設，去年11月，溫家寶總理就要求國務院各部門都要明確自身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職責和任務，2006年要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方面邁出有力的一步。在中國目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這個關鍵時期，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有媒體就作出了這樣的分析，指出新農村建設已經不僅僅是單一的農村經濟改革，而是一場綜合性改革；不僅僅是局限于破解三農問題之困，而是成為中國在現階段轉型期的重大戰略構想，標誌著中國發展步入“新戰略提升”期。

　　陳錫文（發佈會）：現在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它的宗旨就是要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這種發展差距，要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作為公民能夠公平地享受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成果，這樣才能建設成一個公平、公正、和諧的社會。

　　主持人：提起中國的改革，人們很容易想到安徽鳳陽的小崗村，因為在那兒所進行的嘗試為之後的大嘗試開了一個頭，打了一個樣，試了一個點，但是改革畢竟向前行進了20多年。這一次當我們提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它究竟該是一個什麼樣，似乎沒人能一下子準確的説清楚。甚至在一號文件出臺之後，還會有很多誤讀，比如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僅僅想成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屬於物質型。或者想成乾乾淨淨的村莊，衛生條件不錯的外表型的，還有農民水平提高，素質型的。其實哪一種都有點靠邊，但是又不全對。這也就難怪連中央都為此著急，一號文件出臺，專門把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的書記、省長們都請到北京的中央黨校，封閉學習一個禮拜。這些人可都是大忙人，但這一個禮拜，學習的絕對認真，這還不説，他們每天的討論與心得，第二天早上就會送到中央領導的辦公桌上，可見中央對這個問題統一認識的看法是極其重視的。那好了，這開始建設的新農村該是什麼樣呢？有沒有做的不錯讓人們可以借鑒借鑒的地兒呢？通往未來的路又該是什麼樣的？

　　和賴三發一樣，成千上萬贛州在外務工的農民，有的回家竟然迷了路，有的坐車坐過了頭，因為他們眼前所看到的，和他們離家時印在心裏的，已經完全變了樣。

　　村民 賴水源：我回來兩天，看到我們農村的變化，我感受路也寬了、 自來水供上了、太陽能也用上了，應該説是黨和政府給我們帶來的一項民心工程、便利工程，然後感覺家鄉的變化真是太大了。

　　從2004年9月起，贛州市委決定在全市倡導以 “三清三改”為重點的新農村建設試點，首先從改善農民生活環境入手，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路、改廁。短短一年時間，贛州10％的試點村莊，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原來的亂墳崗變成了一排排小樓；原來的垃圾坑變成了清澈的池塘；4000多個村，全部做到了豬進圈、雞進舍；泥濘的村路被水泥路面取代；家家戶戶都有了像城市一樣的室內衛生間，沖水蹲便器、淋浴齊全；很難相信，一年前，這裡還是人畜混居、臟亂差現象嚴重。

　　江西省省委書記 孟建柱：很多農民外出打工，他們回家來，都希望這個路會平坦，（接點）其次，還希望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譬如希望能夠喝上潔凈的水，還加一個什麼，衛生的廁所，我們現在有一些農村的廁所還很臟，甚至一些地方還是人畜混住，這不利於農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這些都需要解決。

　　作為一個經濟並不發達的農業大市，贛州究竟是怎麼做到目前的成績？這片紅色土地，正在吸引著全國的眼球，不但有建設部等中央4部委前往調研，它還先後接待了13個省市的考察團。

　　江西省省委書記 孟建柱：一個項目，基礎項目要上的話，必須由村民大會，或者叫村民代表大會，或者叫農民理事會討論，80％以上的農民都贊成，那麼這個項目才能夠搞，否則就不能搞。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政府引導，尊重農民意願，成立由農民自主推選的農民理事會，這樣，由理事會出面，政府和農民商量怎麼做、作什麼、需要多少錢、政府和農民怎麼分攤？然後再通過理事會挨家挨戶做工作，通過一個村就先做一個村，然後發揮它們的示範效應，吸引更多的村加入，這是贛州在新農村建設中最重要的經驗。4000個村的改水 改廁 改路，贛州政府的資金投入僅為4.9億元，資金使用效率之高令人吃驚。而且，他們的新農村建設試點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農民支持。

　　江西省省委書記 孟建柱：我們感到最重要的體會是贛州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試點中間，要尊重農民的意願，（接點）做什麼，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不是我們政府官員説了算，而是農民説了算，他們在農村第一線，基層幹部，農民，他們最清楚，我們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政府主要是引導。

　　和贛州一樣，廣東湛江徐聞縣的經驗也被很多媒體報道。2001年，經濟發展緩慢的徐聞縣委啟動了以通路、通電、改水、改廁、先進文化進村、衛生習慣進村等為載體的生態文明村建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全縣為新農村建設共籌集的8.6億元資金，其中竟然有6億元是群眾自籌的，徐聞如何讓農民迸發出如此高的熱情，值得借鑒。

　　馬曉河：什麼樣的模式，什麼樣的標準不是由你政府説了算，一定要尊重農民意願，要農民同意不同意，農民高興不高興。就是説為農民辦實事，為農民辦點民心工程，一定不要搞形象工程，不要搞政治運動，一定要為農民做實事，把好事辦好了，把好事做實了，千萬不要擺花架子。

　　村民唱歌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

　　白亞麗：改變自我做家鄉主人，改變自我做家鄉主人，團結起來建設新鄉村。

　　我們眼前看到的這一切，發生在一個靠近湖北神農架原始森林的偏遠山村，村民們在支農大學生的帶領下，成立了自己的村委會，討論農村出路。他們每天早上跑步、做操、演講，他們上課前喊口號、唱歌，學習農業技術、法律法規。這就是溫鐵軍所倡導的一個新鄉村建設試點。

　　溫鐵軍：新鄉村建設就是Rural Construction，把這個英文翻譯成中文，可以翻譯成新農村建設，也可以翻譯成新鄉村建設。我這些年操作，這些年實踐，不過是在全國形成了一批試點，/我們組織一些青年志願者下鄉，跟農民去同吃同住同勞動。

　　組織大學生下鄉支農，在中國早有傳統，溫鐵軍倡導的新鄉村建設之“新”，在於它是一場以精神激勵和農民組織化為理念的扶貧活動，有別於以往的資金扶貧，大學生下鄉開展的是對農民的精神扶貧。溫鐵軍和他的同仁們重走“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七十年前走過的鄉村建設之路，在河北定州翟城村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免費培養農民的學校──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這個實驗基地的成立，成為溫鐵軍新鄉村建設的開始。

　　溫：我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非常低層次的，非常原始的一點兒探索，不可能三年就有太大的發展，我甚至有些時候主張別太快。

　　事實上，溫鐵軍的新鄉村建設幾乎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理論界的各種非議和質疑，很多人認為那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發展模式。然而，溫鐵軍卻把他的實驗基地從河北推向了全國，借助從非政府組織籌集來的資金，溫鐵軍廣泛組織有志於農村建設的大學生進行培訓，並讓他們下鄉開展調研和支農活動。

　　短短三年，他們所建立的村級試點已經擴大到30多個，還有幾個已經建立和正在建立中的市縣級試點，在這些村中，他們幫助農民形成老年協會、婦女協會、文藝宣傳會等一系列農民組織，他們説，農民即使貧窮，也要快樂的有尊嚴的活著。

　　溫：幾千年的農村社會，小農經濟是一個經濟基礎，到底什麼上層建築適應經濟的經濟基礎，我們還沒摸到門，只能慢慢走，也許窮我一生的精力尚不能完成一個研究課題。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許多經驗可以借鑒。

　　1967年的日本和1970年的韓國，在經歷了連續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導致了工農發展失調、城鄉差距拉大，農村出現了後繼乏人、生産凋敝和其他社會問題。和目前的中國相似，當時韓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的50%。

　　陳錫文：我想從韓國的經驗來看，第一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依靠政府的力量，動員全社會的人員去幫助農業農村發展，這是個非常好的思路，而且也確實能塑造實際效果。

　　劉志仁：日韓的新農村建設給我們的啟示和借鑒，我覺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劉志仁，國務院參事，曾多次參與對日韓的農業考察，並執筆撰寫多篇報告呈交國務院。

　　劉志仁：第一，是政府特別重視農民參與，因為建設新農村農民是主體，所以一定要農民參與，另外在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不斷培養農民的自立精神，讓他自己能夠經營，自己一點點可以致富，我覺得這一點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針對國內情況，20年前，日韓兩國不約而同的先後展開了新農村建設，經過多年努力，兩國的農村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韓國農村人均收入已基本和城市持平，日本農戶的家庭年收入有的甚至還高於城市家庭。

　　和日韓相比，中國農村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同樣是農民增收的問題，日韓與中國的農業都是小農經濟，這種農戶分散小規模經營的方式，使得農民僅僅依靠農業很難致富。與中國背井離鄉進城打工的農民不同，日本農民更多的採用了“就地”“兼業”的方式，在家鄉同時從事工業與農業。

　　劉志仁：日本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之中，國家專門制定了一個法律，就是《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促進法》。國家從政策上鼓勵一些企業，中小企業搬到農村，這樣的話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既搞農業也搞工業，日本應當講85％以上的農民都是兼業農民，這點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就地非農就業，這樣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條件，另外使得農村的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除了通過立法來促進農民增收，日本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和保護程度，也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財政的農業預算，日本財政支農資金甚至超過了其農業GDP的總額。

　　劉志仁：我們考察過的農村，問一下他的基礎設施，包括農田基本建設的設施和農村社會發展的設施，大部分都是中央政府補貼50％，地方政府再補助30％─40％，其他的農民可以通過他自己的經濟組織貸款，農民自己來貸款，農民負擔很小的一部分。

　　有了政策、有了資金，誰來帶領農民？韓國和日本用“新村指導員”回答了這個問題，舉例來説韓國目前有多達19.4萬的“新村指導員”，他們由各村推舉，由政府和農協統一培訓，再下派回村，具體負責申請資金、引進項目、組織村民協作等等。韓國的新村指導員對新村建設的成功起了關鍵的引導作用，他們當中許多還發展成為優秀的國家公務員。

　　劉志仁：指導員（培訓）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農業技術方面，另一方面還有經營，而我們這兩方面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新農村建設方面很重要的是要解決人的問題，第一是要大量培養新型農民，在這個基礎上還要更多地培養農村社區的管理人才。

　　2004年12月，劉志仁參加了國務院參事室組織的日韓農業考察團，考察團回國後為國務院撰寫了韓國新村建設報告。隨後的2005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也親自帶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財政部、建設部、央行等幾個部門聯合去韓國考察，形成了兩個報告上報中央，在今後中國的新農村建設中，韓日的經驗或許會給中國帶來借鑒。

　　主持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嶄新的發令槍，那就意味著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而且開始的這個戰役絕不是幾天就可以打完的。中央決策者曾經明確表示，這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而有的專家説，這個戰役估計會貫穿我們整個新的世紀，清楚的人們都明白這一點。但也總會有一些樂觀者，有一些頭腦發熱者，有的希望儘早實現這樣的目標，因此大幹快上，超越階段大躍進，有的是大做外表文章，面子漂亮，裏子依舊，成為形式主義，而可能也還會有的人是認為政府全主導，一切我都大包大攬，最後費力不討好，一切都走了形。針對這種種重重的可能，這一次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策者上來就有了約法三章，給那些頭腦發熱的人們，勒了一個緊箍咒。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陳錫文：農村的生産關係現在是明確的，也是穩定的，也將是長期堅持的，這種生産關係體現在土地問題上，就是由我國的憲法規定的，農村將長期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

　　《金融時報》記者：關於土地買賣權的問題，農民是不是能夠像城裏人買房和賣房一樣買賣他的土地？這樣的話，城鄉之間的土地價格就不會差距那麼大，而且當地官員也不會由於把農民的土地轉成非農用土地過程當中産生腐敗現象。

　　陳錫文：中國的憲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不許買賣，從這個角度去看，我想新農村建設的整個方案設計中，大概現在還沒有涉及到農民可以自由買賣土地的問題。當然以後徵地制度怎麼改革，就像我剛才講到的，還在進行進一步研究。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底會不會改革目前的土地所有制？”這是很多三農問題研究者爭論的熱點，2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陳錫文對此明確説不，五天之後，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陳錫文再次將堅持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和不能加重農民負擔定義為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兩個不變”。

　　在強調兩個不變的同時，一些地方對於徵地制度的試點改革卻在進行。兩會上，一條連接廣東韶關和江西贛州的高速公路就引起了代表委員們的注意。因為在這段公路的廣東境內一段，當地政府近日決定將採用“農民土地入股”的方式徵地建設。同為數不多的一次性徵地補償相比，這種做法無疑讓農民更能夠長期分享到土地升值後帶來的利益。實際上，作為試點的廣東省早在去年10月1日就以省政府令的形式出臺《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其中規定，農村集體土地將與國有土地一樣，可按“同地、同價、同權”的原則納入土地交易市場。

　　韓俊：溫家寶總理在前不久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同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上，/特別是他講到，政府的土地出讓收益要主要用於農村，把土地的出讓收益主要用於農村，這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政策思路。我們國家每年土地的出讓收益，全國有多少，這個很難説清楚，我們做了很多的調查，在沿海的發達地區，這一方面的收入可以佔到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如果在這一方面，能夠進一步放活，我想農村的面貌，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就有了一個新的來源，農村的面貌就有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就會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2006年3月9日 政協農業組分組討論會 甘宇平委員：廣大農民群眾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表現出了極大的擁護和支持，但在欣喜之餘還存在三種擔心。一是擔心脫離實際，而是擔心增加債務，三是擔心虛而不實，把建設新農村搞成了一種應對上級來檢查的“花架子”。

　　在兩會對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熱烈討論中，一些地方大搞形象工程、大拆大建的現象也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一些地方政府不惜給個別地方“吃偏飯”，集中財力物力打造“花瓶”典型的做法值得警惕。

　　今後的新農村建設不搞形式主義和政績工程，更不能損害農民利益，從新農村建設提出那一天開始，中央就多次強調，3月7日，參加政協討論的胡錦濤主席再次重申了許多原則。

　　人大代表 遼寧省委書記 李克強：我們今年決定對若干個縣，要加大他們在經濟和社會管理權限上力度，也就是説我們放寬對他們行使一些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的限制，讓他們能夠自主的做出一些決定，這樣就可以使我們建設新農村的一些政策措施真正的落到基層。

　　安徽省委書記：坦率地講，對於我們皖北，又是淮河兩岸的一些傳統農業地區，農業比重比較大，而且經濟基礎也比較差，農業人口也比較多的地方，我們是採取的叫試點示範、穩步推進，必須用這個方法來，縱觀我們國家的發展歷史，任何時候搞一哄而起都是不成功的，特別是農村。

　　主持人：在2006年，終於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實緊迫性的實際要求。今年是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在一起步的時候就納入其中，更有助於目標的實現。針對這個目標，有很多動作在今年的兩會當中已經開始顯現出來。比如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之中，減免農民的稅，減免農民孩子上學的費用，加大對農村醫療教育和鄉村管理的支出，一算下來，幾千億出去了，這都是實的。顯然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法上，六個字，少取、多予、放活，而目前少取、多予都已經全面開始實施了。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要下決心調整投資方向，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這是一個重大轉變。

　　李克強：我認為首要的方針還是要多予，也就是説要增加對三農的投入，要給農業、農民、農村以真金白銀。

　　財政部部長 金人慶：今年中央財政用於支持三農的資金達到三千三百九十七億，比去年增加四百二十二億。

　　多予，讓整個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這是正在召開的兩會上上下下達成的共識。本週，在財政部提交的20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中，中央財政每支出6.5元，就有1元將會花在農民身上，並且如果財政有超收，將主要用於增加對於三農的投入。而在此之前，各省區已經在地方兩會期間確定了各自今年的支農資金。

　　李克強：我們計劃今年財政的資金的增量要高於去年對農業、農村投入的增量，基本建設投資用於農業農村的比重要高於去年，財政新增于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投入，也要高於去年。

　　江西省省委書記 孟建柱：在今年安排2006年財政預算的時候，把省財政統籌部分的60％以上都準備投向農村。譬如我們今年農村義務教育的專項經費就準備比去年增長40％，同樣，農村的衛生專項經費也準備增加40％，同樣，農村文化的經費的增長67％，這都是我們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什麼叫落實科學發展觀，什麼叫統籌城鄉發展？所以我們下了很大的決心。

　　安徽省委書記：對於我們省裏面的自身的財力，向農村增加，我們按照每一年15％遞增，在2006年我們的計劃安排中間，已經做到了，今年我們作為省級財政，財政是分級管理的，我們省級財政用於農村發展和建設的支出已經比2005年增加了20％。我們想按照這樣一個規劃，就是整個五年計劃期間遞增15％，這是我們自身的安排。

　　2006年，註定會成為中國下一步戰略的一個重要起點，為此，對於未來五年，中國政府做出了非常具體的承諾，那就是每年都要大幅度增加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7年，全面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２０１０年，農村影院、文化館等設施要普及等等等等；透過這些承諾，我們可以清晰的觸及到未來15年中國所努力實現的目標。

　　陳錫文：如果到了十一五期末，也就是201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時間就過了半，那麼我們前十年能把農村的建設提高到一個什麼樣的水平，實際上對後十年能不能保證農村建設，農村的發展，農民的富裕，不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後腿，這是至關重要的。

　　按照中央在2002年在黨的十六大設定的目標，到2020年，中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那時，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將超過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顯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個重大戰略舉措。

　　陳錫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如果農村在2010年的時候走上一條比較順利的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這麼一條良性的發展軌道，那麼，再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可能就為新農村建設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

　　事實上，從更長遠的角度看，中國已經做好了最終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準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這樣一個堅定的無法回頭的選擇。

　　馬曉河：縮小城鄉二元差距，走城鄉一體化道路，這句話非常的容易講，但要做起來它是非常難的，它的複雜程度非常大，所以就是説解決三農問題，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面臨的內容要比以往複雜得多，所以説開展新農村建設，它是一個涉及內容很多，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所需要的時間要長，很長很長時間，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

　　主持人：面對未來的中國三農問題，雖然少取、多予、放活這六個字已經深入人心，但是仔細想下來，這六個字三個招的力度和效果並不平衡，由於幾年來的不斷兌現承諾，其實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少取已經沒有多大的空間了，該不收的稅都已經沒了，你還能通過少取幫上農民多大的忙呢？而多予顯然是當下的重點，隨著咱們國家實力的增強，大錢包裏的錢多了，多掏點兒往三農上投，直接有效，各方都歡迎。但是別忘了，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哪兒哪兒都要錢，教育能不多給嗎？社會保障呢？等等等等，因此長期下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多予會明顯的增加，但它也是有限度的。那麼，真正剩下的其實就是放活二字了，而這一點也正是當下人們還未多想，但是未來卻大有作為的空間。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放活二字即使佔了70％的比例可能都不為過。那麼，為此我們該做什麼，是不是該有新的思想解放等等，都該是我們關注的課題。而目前，發令槍已響，我們都已上路，對於未來，只要向前走路就是希望。好了，感謝收看《中國週刊》。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