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表示，“十一五”期間，中央和地方財政將籌集數千億元，主要投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上述兩大領域，被視為目前農村和農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按照法定程序，“十一五”規劃的各項內容即將提交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

　　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民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有的甚至可以説是犧牲。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中國農民都承擔起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任。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的農民不僅使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一億多農民工進城，推進了中國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正因為如此，一支《父老鄉親》在中國大地曾經廣為傳唱：“我住過不少小山村，到處有我的父老鄉親 ，小米飯把我養大，風雨中教我做人 ，臨別時送我上路，臨別時送我上路，幾多叮嚀 ，幾多期待，幾多情深”。歌詞裏傳遞著深情，也讓人聽出了農村的落後，聯想到了父老鄉親的日子與城裏人的差距。

　　應該説，建國以來，我們為改進農村的面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三農的良好發展態勢，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三農的發展還存在許多制約因素，土地、淡水等稀缺資源對農業發展的約束日益突出，提高農業綜合生産能力的要求愈來愈迫切；農村基礎設施特別是小型公益設施、農田水利設施嚴重滯後，農業生産成本加速上升，急需進一步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農村金融體制、農村土地徵佔地制度改革依然面臨艱巨任務。當前糧食價格下行的壓力加大，農資價格居高不下，耕地面積連年減少。農村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口仍然佔7.5%，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初中文化以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佔39.1%，遠低於城市65.4%這一平均水平；全國衛生總費用籌資總額近2.2萬億元，十幾億人口的農村僅佔其中的40.81%；2004年，農村文化事業費僅佔全國文化事業費的26.5%。當我們聽到，有的農村孩子因為考上大學，母親自殺的消息；當我們看到農村孩子發自內心的呼喊：“我想上學”的聲音時，當我們看到以上數字時，我們的內心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是一種加速發展的緊迫感，是一種對父老鄉親的愧疚感。

　　中央已經認識到，農村人口眾多是我國的國情，只有發展好農村經濟，建設好農民的家園，讓農民過上寬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才能不斷擴大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十一五”時期，必須抓住機遇，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的局面，紮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我國的國民經濟將繼續保持良好發展態勢，隨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家支農政策力度進一步加大，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特別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性任務，這次兩會將通過的“十一五”的規劃，將讓農民得到四千億的財政支持，金額之高，讓人驚嘆；力度之大，史無前例。這反映出黨中央對父老鄉親的深切關懷。這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對落實好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戰略的實施，對農村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和體制保障，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十一五”有許多期待，但中國人更多期待的是，我們城鄉差距能弱小，中國的農民能過上城裏人一樣的日子。三農日子好過了，中國的日子就好過了。因此，我們也在期待兩會通過有關決議，使一些惠及三農的好政策儘早落實，讓農民的笑聲更加響亮。（作者：王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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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