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消息：首屆東亞峰會昨日閉幕，與會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簽署了《東亞峰會吉隆坡宣言》，討論通過了關於防控和應對禽流感的宣言，就加強合作、相互依存、共謀發展達成廣泛共識。

　　對於東亞世界來説，這是一個有著積極意義的進展，雖然它能不能就此開闢東亞歷史的新開端尚待觀察，但這樣一個峰會的召開及其共同宣言的通過，卻可以為參與東亞事務的各方，創造一個新的交流與合作平臺，從而加強互信，促進和平，化解矛盾與衝突，實現共同繁榮。

　　在這次峰會召開之前，人們對峰會的價值及其間有關國家的外交捭闔，給予了極大關注。從輿論顯示看，對東亞峰會的樂觀期待與消極觀望同時存在。不言而喻，東亞峰會擴大到東亞區域之外的國家的地理範圍，以及東亞大國日本的一些選擇和舉動，都使人們對峰會能不能達成預期效果，産生了一些疑慮。

　　不能不説，這種疑慮有其現實依據。東亞峰會能否順利開花結果，有賴於參與者地區認同的強弱。不久之前，日本新任外相公開宣佈，新一屆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首先是維持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其次才是亞洲外交。而從整個近現代史來看，日本的對外政策，一向也都是以歐美為重。這種定位決定了日本今天對東亞的外交政策，是其對美政策的延伸而不是相反。

　　由於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現實經濟影響力等原因，日本對東亞世界的“領導”，不具可能性。有基於此，日本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要把峰會參與範圍的擴大，以及宣稱要以所謂的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定位來重塑地區關係。而所起到的功效，有可能是分裂和瓦解東亞地區認同，使東亞地區合作成本提高。

　　東亞峰會之前的這種爭執，使人們難以樂觀。不過，換一種角度來思考，似乎又沒有必要因為某些國家所做出的選擇，而對東亞峰會及東亞的未來，一味憂慮。

　　東亞峰會最早是由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所提倡，主要反映了東盟的意願與訴求。這種考慮在東亞金融危機後被進一步激發。在經過近些年來一些東亞區域性組織與機制的創建與發展後，才成為了現實。它反映了東亞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普遍取得國家獨立，和建立起相對成熟的現代民族國家後，對自身命運的一種自覺。往日的被殖民歷史使它們深深認識到，加強對自身命運的自我主宰能力是多麼地重要。

　　東亞峰會的緣起，其更遠源頭，在於近世以來的人類歷史與世界政治權力，發生了原先由西方世界獨霸天下，到由西方逐漸向非西方的部分轉移。從這樣一種歷史視角來考量，此屆東亞峰會的召開，無疑表露了東亞世界大部分國家，對各國自身命運、以及自身與整個東亞世界命運相關性的一種長遠性意識與追求。這種意願沉澱于往日東亞歷史，已經構成東亞世界的一種“國際政治文化”，成為東亞政治中的一種常量。

　　而這裡面的關鍵，是要讓東盟繼續扮演東亞合作的司機，讓其主導東亞合作進程。中國作為一個處在東亞、與其他絕大多數東亞國家共享了相近現代經歷的國家，明確支持東盟主導此屆東亞峰會，以及認為以往的眾多東亞地區性組織與機制，也要繼續由東盟來主導，這實實在在體現了中國要與東亞相共生的深厚意識。

　　讓人欣慰的是，東亞峰會賴以舉辦的一些基本原則，在峰會後的共同宣言中，得到了確認。未來的東亞峰會，東盟仍將是主導者，東亞峰會未來推進一體化時，也要保持與東盟的建設相一致。在東盟作為東亞合作的發起者的內核作用不被虛化的情況下，我們對東亞合作的未來之路，可以懷有良好的期待。

責編：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