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

	“五四”時期的李大釗

　　光明日報消息：

　　李大釗于1913年冬至1916年5月留學日本，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特點有著深切的感受和體會，對日本的侵華野心、侵華罪行、大亞細亞主義的實質有著冷靜的觀察和思考，對中日友好也充滿了期待和憧憬。考察李大釗的日本觀，對於當今正確認識日本社會、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對於正確處理中日關係，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對日本民族特點的揭示

　　日本民族獨特的歷史傳統、地理環境，養成了其獨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格。對於日本民族性格的剖析，李大釗採取了較為客觀的態度，既有肯定和褒揚，也有批評和質疑。

　　在李大釗看來，日本民族是一個“神智較為敏捷、精力較為活潑”的民族，“武士道”與“大和魂”，可以説是日本的國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有現在的地位，全靠這種精神，這是一種“任俠好義的精神，扶弱摧強的精神，為公家犧牲個人的精神”（《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1頁）。這一概括和評價，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李大釗對日本國粹、日本民族精神的肯定。李大釗認為，日本民族善於吸取外來文明，善於調和東西文化。他指出：“日本無固有文明之國也，其于調和東西之文明，介紹東西之文明，吸收東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覺之士，以調和東西文明自任者，猶不憚大聲疾呼之勞，以圖殊途同歸之效。”（《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443頁）事實上，在日本文化發展過程中，他們並不忌諱承認自己的文化曾經落後，也不嫌棄自己歷史遺産的貧乏，曾先後拜中國為師，拜歐美為師，主動走出去，虛心請進來，如饑似渴地學習吸收異國民族的優秀文化，並結合本民族的特點和實際，加以發展和創新。因此，李大釗對於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分析，反映了日本民族文化發展的特點。

　　對於日本民族性格存在的一些弱點，李大釗也進行了分析和批評。眾所週知，天皇被視為日本民族的象徵和標誌，天皇崇拜思想在日本民族的潛意識裏根深蒂固。對此，李大釗明確指出，日本人“奴性最深，死抱‘忠君’二字，竟無覺醒之一日，可憐！”（《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43頁）而“武士道”意識與“大和魂”精神，令日本民族産生了向外擴張的外傾心理，使日本國民把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看作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由此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武士道”意識與“大和魂”精神也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和精神基礎。

　　對日本侵華言行的痛斥

　　明治維新後，日本先後發動了一系列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創傷。李大釗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説：“吾國對日關係之痛史，宜鐫骨銘心紀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297頁）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14年日德戰爭，均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李大釗目睹了戰爭的全過程，因而深有感觸。在他看來，日本的侵華戰爭及日本與西方列強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戰爭，“種下了中國和日本兩民族間的惡感”（《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262頁）。

　　1915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與其他留日學生投入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並被留日學生總會任命為文牘幹事。他説：“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於強盜乘火劫掠之行徑，對於中國純用迫脅威嚇之術，對於世界各國，則取欺瞞詐騙之方，國際上不信不義之交涉，莫過於是也。”（《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00─301頁）李大釗認清了日本在提出及脅迫袁世凱政府簽定“二十一條”過程中使用的種種伎倆，並充分意識到“二十一條”將給我國造成的危害：“斷絕根本興復之生機，毀滅國家獨立之體面，使我永無自存圖強之實力。”（《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07頁）為表達對“二十一條”的強烈憤慨和不滿，李大釗將“五七”紀念日視為“國民的恥辱的紀念日”。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日本出現了“大亞細亞主義”思潮。李大釗對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實質和危害有著清醒認識，並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他説，大亞細亞主義是“併吞中國主義的隱語”，“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實際上就是日本人要借此擋歐美人的駕，不令他們在東方擴張勢力，使亞細亞的民族，都聽日本人指揮，亞細亞的問題，都由日本人解決，日本作亞細亞的盟主，亞細亞是日本人的舞臺。李大釗認為：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倡導大亞細亞主義，“不僅足以危害日本，並且可以危害亞細亞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46─147頁）他疾呼世界人類、東亞弱小民族、日本真正善良的國民，共同來防止這種大亞細亞主義的危險，共同來破壞這大亞細亞主義。1926年1月，李大釗就曾敏銳地判斷出：“這未來的新帝國主義戰爭，要以中國及太平洋為戰場。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即是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639頁）後來歷史的發展正如其所料，五年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策源地，歷史證明了李大釗預見的準確性。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來阻止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

　　對中日和平的憧憬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友好關係源遠流長。李大釗指出，“日本者，吾中華之産兒也。考其立國千年之歷史，一切文化制度莫非傳襲上國者。是則爾島自開國以來，吾華無一日不負教訓誘導之責”（《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42頁）。他看到了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但也有一絲大國主義的意識隱含其中。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日本《萬朝報》主張日本應該放棄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李大釗對此表示了歡迎，認為“真是明白話”，“這特殊地位，實在是要不得的東西”。德國想要在世界上佔有特殊地位，結果惹起了一場世界大戰，“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對於中國佔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國的後塵。就為日本自身計，也是放棄的好。”（《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43頁）李大釗勸告日本放棄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其用意在於緩和兩國矛盾，促進中日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寺田正毅內閣為了控制中國內政和經濟命脈，百般拉攏收買當時擔任國務總理的北洋軍閥皖系頭子段祺瑞。段氏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執意認賊作父，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不惜出賣中國的主權。對於這種所謂“中日親善”，李大釗進行了嚴厲駁斥：“日本人的嗎啡針，和中國人的肉皮親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國人的金錢親善。日本人的鐵棍手槍，和中國人的頭顱血肉親善。日本的侵略主義，和中國的土地親善。日本的軍艦，和中國的福建親善，這就叫‘中日親善’。”（《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413頁）這段犀利之語，戳穿了所謂“中日親善”的假面具，可謂擊中要害。

　　1923年東京大地震，導致20萬人死亡，經濟損失達500億美元。地震之後，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甚至一度低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他説：“今後的日本，至少在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中已經不是一個強者了，而且天災之後，日本的政治上發生變動亦不是意外的事，這亦足為中日兩國接近的媒介。”因此，他告誡國人“從今以後，恐怕要改變從前排日仇日的態度”，並期望日本“投入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裏，作一個先驅”。（《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262頁）李大釗並不贊成排日仇日，認為人類的一切障壁應當打破，對於國人尤其是學界存在的排日思想，他“很覺惋惜”。李大釗設想：“倘能于日災賑濟以後，兩國間掃除一切芥蒂，從此自新，東亞間的多少糾紛，都可自由解決。”他期望中日兩國青年“共同提攜，以期共臻大同之域”。（《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266頁）這裡儘管反映了李大釗對於日本的侵略本性認識不足，但也折射出他對中日友好的憧憬。

　　總的説來，李大釗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日本對華政策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對中日友好的憧憬也反映了他維護世界和平、促進東亞發展的善良願望。李大釗的日本觀，反映了五四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日本侵華野心的認識，也代表了早期共産黨人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日本侵華野心的判斷。但是，李大釗對於日本的認識，也有一些不盡妥善的地方。如李大釗把日本看成“蕞爾窮島”，話語中透出一種對日本的輕視，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實質和危害性的揭示，也不夠充分和深刻。（陳金龍）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