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5年12月13日 10:24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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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的李大釗 |
光明日報消息:
李大釗于1913年冬至1916年5月留學日本,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特點有著深切的感受和體會,對日本的侵華野心、侵華罪行、大亞細亞主義的實質有著冷靜的觀察和思考,對中日友好也充滿了期待和憧憬。考察李大釗的日本觀,對於當今正確認識日本社會、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對於正確處理中日關係,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對日本民族特點的揭示
日本民族獨特的歷史傳統、地理環境,養成了其獨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格。對於日本民族性格的剖析,李大釗採取了較為客觀的態度,既有肯定和褒揚,也有批評和質疑。
在李大釗看來,日本民族是一個“神智較為敏捷、精力較為活潑”的民族,“武士道”與“大和魂”,可以説是日本的國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有現在的地位,全靠這種精神,這是一種“任俠好義的精神,扶弱摧強的精神,為公家犧牲個人的精神”(《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1頁)。這一概括和評價,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李大釗對日本國粹、日本民族精神的肯定。李大釗認為,日本民族善於吸取外來文明,善於調和東西文化。他指出:“日本無固有文明之國也,其于調和東西之文明,介紹東西之文明,吸收東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覺之士,以調和東西文明自任者,猶不憚大聲疾呼之勞,以圖殊途同歸之效。”(《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443頁)事實上,在日本文化發展過程中,他們並不忌諱承認自己的文化曾經落後,也不嫌棄自己歷史遺産的貧乏,曾先後拜中國為師,拜歐美為師,主動走出去,虛心請進來,如饑似渴地學習吸收異國民族的優秀文化,並結合本民族的特點和實際,加以發展和創新。因此,李大釗對於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分析,反映了日本民族文化發展的特點。
對於日本民族性格存在的一些弱點,李大釗也進行了分析和批評。眾所週知,天皇被視為日本民族的象徵和標誌,天皇崇拜思想在日本民族的潛意識裏根深蒂固。對此,李大釗明確指出,日本人“奴性最深,死抱‘忠君’二字,竟無覺醒之一日,可憐!”(《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43頁)而“武士道”意識與“大和魂”精神,令日本民族産生了向外擴張的外傾心理,使日本國民把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看作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由此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武士道”意識與“大和魂”精神也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和精神基礎。
對日本侵華言行的痛斥
明治維新後,日本先後發動了一系列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創傷。李大釗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説:“吾國對日關係之痛史,宜鐫骨銘心紀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297頁)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14年日德戰爭,均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李大釗目睹了戰爭的全過程,因而深有感觸。在他看來,日本的侵華戰爭及日本與西方列強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戰爭,“種下了中國和日本兩民族間的惡感”(《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262頁)。
1915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與其他留日學生投入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並被留日學生總會任命為文牘幹事。他説:“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於強盜乘火劫掠之行徑,對於中國純用迫脅威嚇之術,對於世界各國,則取欺瞞詐騙之方,國際上不信不義之交涉,莫過於是也。”(《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00─301頁)李大釗認清了日本在提出及脅迫袁世凱政府簽定“二十一條”過程中使用的種種伎倆,並充分意識到“二十一條”將給我國造成的危害:“斷絕根本興復之生機,毀滅國家獨立之體面,使我永無自存圖強之實力。”(《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07頁)為表達對“二十一條”的強烈憤慨和不滿,李大釗將“五七”紀念日視為“國民的恥辱的紀念日”。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日本出現了“大亞細亞主義”思潮。李大釗對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實質和危害有著清醒認識,並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他説,大亞細亞主義是“併吞中國主義的隱語”,“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實際上就是日本人要借此擋歐美人的駕,不令他們在東方擴張勢力,使亞細亞的民族,都聽日本人指揮,亞細亞的問題,都由日本人解決,日本作亞細亞的盟主,亞細亞是日本人的舞臺。李大釗認為: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倡導大亞細亞主義,“不僅足以危害日本,並且可以危害亞細亞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46─147頁)他疾呼世界人類、東亞弱小民族、日本真正善良的國民,共同來防止這種大亞細亞主義的危險,共同來破壞這大亞細亞主義。1926年1月,李大釗就曾敏銳地判斷出:“這未來的新帝國主義戰爭,要以中國及太平洋為戰場。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即是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639頁)後來歷史的發展正如其所料,五年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策源地,歷史證明了李大釗預見的準確性。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來阻止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
對中日和平的憧憬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友好關係源遠流長。李大釗指出,“日本者,吾中華之産兒也。考其立國千年之歷史,一切文化制度莫非傳襲上國者。是則爾島自開國以來,吾華無一日不負教訓誘導之責”(《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42頁)。他看到了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但也有一絲大國主義的意識隱含其中。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日本《萬朝報》主張日本應該放棄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李大釗對此表示了歡迎,認為“真是明白話”,“這特殊地位,實在是要不得的東西”。德國想要在世界上佔有特殊地位,結果惹起了一場世界大戰,“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對於中國佔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國的後塵。就為日本自身計,也是放棄的好。”(《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43頁)李大釗勸告日本放棄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其用意在於緩和兩國矛盾,促進中日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寺田正毅內閣為了控制中國內政和經濟命脈,百般拉攏收買當時擔任國務總理的北洋軍閥皖系頭子段祺瑞。段氏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執意認賊作父,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不惜出賣中國的主權。對於這種所謂“中日親善”,李大釗進行了嚴厲駁斥:“日本人的嗎啡針,和中國人的肉皮親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國人的金錢親善。日本人的鐵棍手槍,和中國人的頭顱血肉親善。日本的侵略主義,和中國的土地親善。日本的軍艦,和中國的福建親善,這就叫‘中日親善’。”(《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413頁)這段犀利之語,戳穿了所謂“中日親善”的假面具,可謂擊中要害。
1923年東京大地震,導致20萬人死亡,經濟損失達500億美元。地震之後,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甚至一度低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他説:“今後的日本,至少在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中已經不是一個強者了,而且天災之後,日本的政治上發生變動亦不是意外的事,這亦足為中日兩國接近的媒介。”因此,他告誡國人“從今以後,恐怕要改變從前排日仇日的態度”,並期望日本“投入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裏,作一個先驅”。(《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262頁)李大釗並不贊成排日仇日,認為人類的一切障壁應當打破,對於國人尤其是學界存在的排日思想,他“很覺惋惜”。李大釗設想:“倘能于日災賑濟以後,兩國間掃除一切芥蒂,從此自新,東亞間的多少糾紛,都可自由解決。”他期望中日兩國青年“共同提攜,以期共臻大同之域”。(《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266頁)這裡儘管反映了李大釗對於日本的侵略本性認識不足,但也折射出他對中日友好的憧憬。
總的説來,李大釗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日本對華政策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對中日友好的憧憬也反映了他維護世界和平、促進東亞發展的善良願望。李大釗的日本觀,反映了五四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日本侵華野心的認識,也代表了早期共産黨人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日本侵華野心的判斷。但是,李大釗對於日本的認識,也有一些不盡妥善的地方。如李大釗把日本看成“蕞爾窮島”,話語中透出一種對日本的輕視,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實質和危害性的揭示,也不夠充分和深刻。(陳金龍)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