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東方週刊消息：

　　“面對著成效與缺陷兼有、希望與迷茫並存的現實，有的想走向過去，有的想走向未來”，對決策者的一些揣度和期待，正讓位於對其具體治國方略的理解和運籌

　　個稅法聽證，專家建議起徵點5000元；中國整體競爭力下滑；“神六”最快10月中旬發射；北京樓市不存在觀望期；油價調整要小步快走與國際接軌;股權分置改革工作組分赴各地調研；《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出臺，高度重視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的影響……

　　9月26日，隨便打開一家新聞網站，都能看到這些消息。一切看似平常，卻蘊含著中國進入新的轉折期的信息。

　　“一個新的開始”

　　按照既定安排，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十一五”（2006?2010）的到來意味著，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的關鍵時期。中國究竟要走上一個什麼樣的新路途？能否給全世界關注中國的人展示一個清晰的未來，打消或者減少外界一些人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與擔心？

　　“五年一次計劃修編，看似例行公事，其實大為不然。尤其是編制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更多的是意味著一種重要轉折，或説一個新的開始。它不只是計劃改稱規劃、指令性質變成指導性質，以及指標、項目等事務性質或應用之類變化，更重要的是在涉及方向、軌道性質方面具有重要特點。”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對《?望東方週刊》説。

　　兩年前，《?望東方週刊》在創刊號上寫道：2002年的11月14日上午，溫文爾雅的胡錦濤和他的八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同事一起，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聚光燈前。此時，全世界都在猜測：這些在革命戰爭結束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會把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帶向何方？

　　如今，近三年過去了，執政經驗的豐富和執政理念的成熟，使“新領導集體”的“新”有了更深刻的內涵;三年前對決策者的一些揣度和期待，已讓位於對其具體治國方略的理解和運籌。

　　“本屆領導層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面對著中國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的辛鳴博士告訴《?望東方週刊》，經濟全球化和開放的深入，讓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與世界牽連，而國內的改革攻堅也碰觸到了無法回避的體制障礙。

　　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不久前載文稱：“面對著成效與缺陷兼有、希望與迷茫並存的現實，有的想走向過去，有的想走向未來。”

　　“盛世”需加上“太平”

　　9月底，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發表了一篇署名長文，縱論如何解決農民工問題。在浙江省，農民工已佔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

　　習近平開出的“藥方”是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從保證其勞動所得，提供低廉住房、養老保障等社會服務，到關注其精神上的尊嚴和歸屬感。

　　那些幹著臟累活兒、拿著低工資的農民工，受到了空前關注。浙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溫州人均GDP已達30000元。但是，習近平卻憂慮著農民工的生存狀況。這表明，即使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也存在著貧富差距問題。

　　中國的發展達到了五千年來的盛世。在過去五年，即“十五”計劃實施的階段，中國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位居世界前列，人民收入穩步提高，政治和社會穩定。中國妥善處理了2003年非典危機，成功地實施了宏觀調控，初步遏制經濟發展中不健康的苗頭。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2003年，中國人均GDP首次達到1000美元。中國正在變戰略機遇期為“黃金髮展期”。

　　也有專家指出，通常經驗是，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這個數字後，多種矛盾有可能集中凸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若處理失當，就可能面臨失衡的危險。

　　兩年前，在《?望東方週刊》創刊號中，曾指出新一屆政府面臨一系列挑戰。兩年來，一些挑戰變得更加明顯，比如，農民增收難、貧富差距拉大、資源和能源制約、群體性事件增多、重大事故頻繁、教育和醫療高收費、房價增長過快、就業難和匯率調整、貿易摩擦、新“中國威脅論”出現等等。

　　國情問題研究專家胡鞍鋼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是局部有所改善，形勢不容樂觀。改革以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標誌著中國進入了“盛世”，但是在“盛世”之前加上“太平”兩字，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本屆領導層就位不久，“親民”形象馬上引起海內外媒體的關注。總書記坐上百姓炕頭包餃子，總理在煤井下和礦工共度除夕，人們思考：這一重新回到公眾視線的風格代表了什麼？

　　人們注意到,“親民”落實在國家發展方略上,是對人民福祉的重視,是對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視,更加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更加注重民主法制，認真解決關係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等等,都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因此，很多人都認為，十六屆五中全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很關鍵的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要運籌如何把中國從盛世帶向“太平盛世”。

　　具有標誌性的轉變

　　五中全會本身被認為極富標誌性意義??首次把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的“計劃”二字去掉，改為更符合中國實際的“規劃”。

　　葉篤初説，“一句話，也就是徹底擺脫原有的僵硬的計劃經濟以及相應社會發展窠臼，而追求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活力。”

　　會議的一條主線，即是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特徵的“科學發展觀”，來統領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兩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將科學發展觀具體表述為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參與“十一五”規劃編制工作的一位負責人，以一種不多見的特別明快的語言表述：編制的出發點，要從偏重物質財富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十一五”規劃被認為不僅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也是一個“民生的規劃”。體現民意，集中民智，親近民生，是規劃的一個顯著特徵，也是它的創新。

　　北京大學政治學者李強告訴《?望東方週刊》，“應當一手是建設和諧社會，集中解決弱勢群體的問題;一手是加強執政能力，為建設和諧社會作保障。”

　　有學者這樣理解和諧社會的內涵: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準，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是政績，維護社會穩定同樣是政績。”

　　在經歷了非典衝擊、宏觀調控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仍舊保持了2003年10%、2004年9.5%的高增幅。但也有人認為，投資拉動仍佔了很大比重，而且，經濟效率不高，資源浪費嚴重，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

　　那麼，“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會以什麼速度增長？這是一個許多人都在猜想的問題。有專家預測，未來經濟增速可能調低到9%以下。

　　胡錦濤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出，“十一五”時期要努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人們注意到，“平穩”兩字的分量。

　　建設“創新型國家”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第一要務，這個方針什麼時候都不會動搖，“不管以什麼名義、什麼理由來改變它，都是極其危險的。”有學者這樣説。

　　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必須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速，否則化解就業難題、社會穩定問題等挑戰的難度就會更大。

　　在“十一五”期間以及更遠的將來,發展始終是硬道理,只是,不能再沿用以前的發展模式了。要通過對一系列體制機制問題進行根本性改革,來增強發展的後勁。

　　據了解,“十一五”規劃將突出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調整優化産業結構,做到節約、清潔、安全和可持續的發展。

　　建設“創新型國家”將被提上議事日程。

　　兩年前，創刊號的《?望東方週刊》曾發表《中國軟肋的暴露》一文，對中國的發展提出預警。當時，世界經濟論壇發佈了《全球競爭力報告2003?2004》，表明:中國國際競爭力較上一年度有明顯下滑。而兩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國際競爭力又一次傳出下滑的消息。

　　當時擔任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的盧佩斯?奧古斯都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指出，“從長遠看，真正推動經濟發展的是技術創新。”奧克斯都説，在過去20年中，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科技進步卻不快。中國的技術排位非常低。

　　五中全會會就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大科技難題作出安排。原始性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這三種能力將被得到強調。

　　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與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一道，都被認為是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內涵。

　　決策者認為，未來中國應是一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都會得到空前提升。

　　確保形成共識

　　8月中旬，央行在2004年中國房地産金融報告中建議取消房屋預售制度。知名房地産商任志強隨即公開發表“萬言書”，質疑央行報告“邏輯混亂”、“荒謬”。

　　任志強毫無顧忌地與央行“叫板”，令人側目。據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在反對央行這項建議上，成為了無聲的後盾。

　　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嚴厲批評一些地方政府不落實中央的教育政策，也引起輿論熱議。

　　今年2月，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明確提出，“各部門必須堅決貫徹落實國務院的重大決策，及時跟蹤和反饋執行情況，確保政令暢通。”

　　“‘確保政令暢通’、‘維護中央權威’等詞彙被本屆政府反復提及，這在2004年中央政府推出宏觀經濟調控舉措之後尤為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在接受《?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表示。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改革著力推進之時，鄧小平就曾強調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顯而易見，將“確保政令暢通”明確寫入《國務院工作規則》，表明中央已經注意到這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2004年下半年，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在接受《?望東方週刊》採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地方和部門不講真話，‘欺上瞞下’，這是我黨最大的危險。”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目前全國各級政府部門每年收費總收入高達8000億元，其中統計外的收費收入保守估計也有3000億元。這些通過部門進行的收費，是形成部門利益的重要因素。

　　剛剛公佈的審計報告表明，去年預算執行，商務部曾虛報五億，民航總局私存八千萬，外交部等挪用財政資金，教育部門亂收費1.54億。

　　有政治學者認為，如何打破業已形成的利益框架，使中央政令暢通無阻，成為影響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十六屆五中全會，被認為是“進一步統一思想的會議”。

　　三年來，中央領導層十分重視統一思想。胡錦濤率先垂范，多次到革命老區，到最貧窮的地區視察和調研，告誡全黨，中央將用什麼理念、什麼方式治理國家。胡錦濤本人還在廣東給最基層的黨員上黨課，講“五個統籌”的具體內容。

　　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作了一個講話。有評論説，這個講話是他代表中央第一次全面地闡述治國思想。

　　8月19日至23日，胡錦濤在河南、江西、湖北考察工作，主題是“就‘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進行調查研究”。他繼續強調統一思想。

　　《?望東方週刊》採訪的多位專家一致認為，胡錦濤的這一行程，是為接下來的五中全會和“十一五”規劃“吹風”，並了解各地的意見，實地觀察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情況。

　　他強調，要準確認識國際國內的發展環境，準確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準確認識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基本要求，“在指導思想上形成共識，在實際工作中形成合力。”

　　“共和國一代”登上歷史舞臺

　　2004年12月初,以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易人為序幕,新一輪省部級幹部調整啟動。

　　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三個月後的這波人事變動，涉及八個省(區)、兩個國家總局、一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的黨政一把手，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

　　省部級官員的變動一般是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一個調整週期。而這次的人事更迭發生在黨的十六大與十七大之間。

　　其中，也有中央與地方的互動，如徐光春卸任廣電總局局長，出任河南省委書記。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調任廣電總局局長。

　　2005年7月，又一次動作頗大的高層人事任免公佈，六位省部級官員職位變動，涉及司法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兩家中央部委，以及山西、湖南兩省。

　　外界注意到，這次調整涉及的省部級高官大多數沒有完成原有職位的任期。

　　中國高層幹部變動的另一個信號是，經濟、社會管理型官員在決策層中增加。統計顯示，2003年“兩會”以後，中國的省部級領導中，文科學歷的已佔多數。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

　　和官員學歷背景變化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初的“共和國一代”成為執政的生力軍。

　　李克強、張寶順、袁純清、宋秀岩、李源潮等都是“共和國一代”，幾乎都剛過40歲即獲副省部級高位。

　　目前，在中國大陸31個省區市的黨政“一把手”中，“共和國一代”已遍佈三分之一的省份。

　　學者分析，“共和國一代”大多是“文革”後恢復高考時的77、78級大學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國家人才短缺，他們在80年代初甫一畢業就被國家各大機關、研究院校和大企業吸收。他們大多數人也曾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他們普遍具備求真務實作風，切實關心人民疾苦，並在思想和行動上高度與中央保持一致。

　　沒有民主性就沒有先進性

　　人們注意到，在“十一五”規劃編制的過程中，除有相關機關、組織參與外，還出現了廣大社會公眾的身影。這在廣義上有利於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據《?望東方週刊》了解，不少地方、部門通過各種信息渠道，包括互聯網，發佈有關國家、地方或部門編制規划動向，徵求群眾對規劃的意見。截至今年8月下旬，網上有關“十一五”規劃的信息，已經接近100萬條。這開創了中國規劃史上的先河。

　　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把公眾參與視作人民應有權利。他説：遼寧在制訂規劃中，要採取各種有效形式，進一步暢通社會公眾參與規劃編制的渠道，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保障社會公眾了解和參與規劃編制的權利。

　　人們十分關注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內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也關注著中國政治文明的進程。

　　胡錦濤最近強調，和諧社會，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會。

　　在十六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在《北京日報》上就“中國能夠實行什麼樣的民主”發表專論。文章稱,中國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不能僅僅討論一些抽象的原則,而是要研究建立適應我國社會結構性變化特點的利益協調機制。“要形成這樣的利益協調機制,從根本上説,必須不斷完善我們的民主法治。”

　　9月初，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載文稱：沒有民主性就沒有先進性。

　　文章説，按西方政治學的見解，抗戰時期的延安和敵後革命根據地根本就不具備民主選舉的基本條件??選民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經濟文化條件極其落後。但陜甘寧邊區1937年第一次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選民佔到總數的80%。

　　過去的三年裏，民主實驗實際上在漸然推進，有的産生了社會反響，比如，本刊報道過的湖南羅田黨內民主實驗、成都新都區的“陽光政府”實驗、四川雅安的直選實驗。

　　廣東、江蘇、海南等省對於地市級正職領導幹部實行票決制，由過去通行的黨委常委會討論決定變為了省委委員全體投票表決，現場生效；河南省決定凡涉及重大決策的黨委常委擴大會，要邀請若干名黨代表列席；浙江杭州市紀委嘗試公開審理黨員違紀，進一步保證黨員的參與權、知情權以及申辯權。

　　最近，有報刊引用1956年毛澤東説過的一句話: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他還説，他只喜歡進步的中國，而進步的中國的涵義當然包括民主政治。

　　國內外大棋局形成

　　9月初，胡錦濤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週年峰會上發表了建立“和諧世界”理念的演講，並提出五項措施，承諾大手筆援助發展中國家。

　　幾天后，朝核問題第四輪六方會談在北京發表了共同聲明。這是中國首次成功調解重大國際衝突。

　　國際輿論認為，這都顯示出中國正更加積極地介入國際事務。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中國正朝著世界政治大國和文化大國邁進。

　　分析家認為，要應對新的國際形勢，為中國改革開放創造更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戰略上實施“韜光養晦”的同時，外交上也需要“有所作為”。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告訴《?望東方週刊》，“應該説，新的政府和領導集體採取了更有進取心、更積極的姿態，而這與韜光養晦並不矛盾。”

　　他分析説，判斷外交政策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在於它是否有利於保證國內中心任務的順利實施，而不是表面上的“硬”還是“軟”。

　　王緝思認為，本屆領導集體在中美關係的處理上非常成功，對於外部環境的變化有成熟的認識，對內對外政策和諧一致。“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基本態度是不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這是中方做了大量工作的結果。”

　　在處理中歐關繫上，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繫上，以及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繫上，過去三年來，中國政府積極而靈活策略亦引起關注。

　　王緝思説，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伸，是為國內政治服務的;而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調整也會帶來國內政策的變化。“內政與外交的互動更是越來越緊密，‘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形成一個大棋局。”

責編：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