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正式實施。與1995年的司法解釋相比較，本次司法解釋把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明確區別開來，充分體現了全社會對未成年人加大保護力度，對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司法理念，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認定和量刑，也儘量在法定範圍內從輕和減輕，彰顯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關懷和寬容。本次司法解釋還對很多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界定,有利於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正確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教育、感化和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擔心和疑問，認為把一些過去認為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不作為犯罪處理，會誘發、助長未成年人犯罪，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筆者認為，這樣的擔心和疑問有一定的道理，但卻是沒有必要的。

　　首先，從犯罪的性質分析，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存在本質的區別。一般而言，未成年人還處於生理、心理的發育階段，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思想幼稚單純，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法律意識淡薄，自我控制能力差，對客觀環境具有易感性，往往為一時的感性衝動所左右，喪失理智，不計後果，為滿足一時之私欲而不惜以身試法。一些失足少年，既是危害社會和諧穩定的犯罪者，又是受社會不良環境影響的受害者。如果對於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群體沒有特殊的法律保護和司法措施，既不利於綜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也不利於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正因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8條明確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其次，從刑罰的效果看，未成年犯罪人與成年犯罪人相比，社會危害性較小，更易於教育和改造。著名的生物學家巴甫洛夫曾説過：“用我的方法研究高級神經活動，經常得到的最主要最強烈的印象，就是這種活動的高度可塑性及其巨大的可變性：任何東西不是不可改變的，不可影響的。只要有相應的條件，一切總是可以達到的，並且向好的方面轉化。”由於未成年人尚未形成穩定的思想意識，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比成年人更易於教育和改造；同時，未成年人社會危害性不大，可以在量刑、緩刑、免於刑事處罰、減刑、假釋等方面與成年人有所區別。因此，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罪犯適用刑罰，應當充分考慮是否有利於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矯正。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應當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並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後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極其嚴重的，才可以適用無期徒刑。對已滿十四週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

　　再次，從司法實踐看，對於未成年人犯罪，“下猛藥”的措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總體上呈上升趨勢，而且出現了手段成人化、年齡低齡化、犯罪暴力程度加劇等特點。2005年各級法院依法判處未成年人罪犯70086人，上升19．1％。在各類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升幅最高。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高發態勢，不少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同志提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嚴厲打擊、加重處罰”等“下猛藥”的措施。事實上，這一思路是行不通的。從理論層面上講，刑罰是最嚴厲的處罰，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後手段，從節約司法資源、弘揚人道主義的角度，應當少用甚至不用刑罰來預防和控制犯罪；而預防和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正是一個複雜、系統的工程，是全社會的責任，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用“下猛藥”的措施，試圖“一竿子到底”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其實是國家、社會和家庭在推卸責任。從實踐層面看，未成年人進入監獄，易産生交叉感染，並不利於其改造；而一旦未成年人的人生履歷上添加了犯罪的污點，很難避免家庭、學校、社會的排斥，教育、挽救、感化、威懾等措施將失去成效，繼續犯罪極有可能成為唯一的選擇。因此，我國對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單一地懲罰未成年人，而是通過刑罰的合理適用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使其最終能夠復歸社會，以達到既保護社會的穩定有序，又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雙重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保護未成年人權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個系統工程，家庭、學校、社會、政府、司法機關都是這個工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要從根本上減少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減少因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最大程度地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需要我們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從這個角度看，本次司法解釋的貫徹實施，不僅僅是司法機關應盡的職責，更需要整個系統的聯動和互動，積極協助、密切配合，將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與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緊密結合起來。(胡健)

責編：西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