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師縣二里頭出土的夏代銅（上“口口”中“冖”下“鬥”）：
山西靈石縣出土的商代銅鼎：
山西石樓縣出土的商代饕餮紋爵：
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凸目銅面具，商代：
江西新幹縣出土的乳釘紋虎耳銅方鼎，商代：
河南淅川縣出土的王子午銅鼎，春秋時期：
山東臨淄出土的春秋時期車馬坑：
西周時期主要諸候國晉國的宗廟禮器：島尊
河南新鄭市清理出的1號坑為春秋時代中晚期的車馬坑：
山西曲沃縣出土的西周銅卣：
夏商周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階段：華夏文明的各源流開始匯聚，中國最早的王朝誕生並定鼎中原，中國文明和華夏傳統的若干基本特徵漸趨成熟，中國古代文明由興起到繁盛……中國古文獻對這段歷史的記載卻過於簡略。自太史公作《史記》始，一代代中國學者為考據其史實、斷定其年代而殫精竭慮，試圖澄清歷史與史前、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迷霧，廓清華夏文明的起源。
新中國成立後，古史學家徐旭根據文獻記載，認定夏人活動區域在豫西、晉南，于1959年率隊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二里頭等遺址，為探索夏文化邁出重要一步。此後，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及與其文化內涵相似的遺址進行了多年發掘，發掘出兩座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確定了“二里頭文化”（屬夏文化）的命名。
尋找早商文化，成為商代考古的重點。50年來，在鄭州等地已發掘不少早商遺址，確立了以二里崗文化為代表的早商文化。1976年婦好墓的發掘，豐富了對商文化的認識。近年來，四川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商周遺址、深圳屋背嶺商代遺址等遺存的發掘，豐富了對西南和南方商代各國文化的認識，揭示了商王朝和長江流域的文化關係。
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發現的商代早期城址，其中有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對全面認識夏文化至為重要。殷商時代的考古研究，由此上溯到商代早期，同時擴大了對商人活動範圍的認識。對鄭州商代遺址和安陽殷墟都進行了詳細的文化分期，又分別發掘宮殿基址、鑄銅等手工業作坊、貴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還出土4000多片刻辭甲骨。對整個商殷時期的文化發展及銅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進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陜西東龍山夏商遺址是夏商周時期最重要的遺址之一，遺址內涵豐富、文化堆積時間長。自1997年以來，大規模的發掘已進行3次，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據，對夏商周斷代具有重大意義。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通過豐鎬地區的發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斷代標尺。其後，在周原遺址先後發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兩處大型建築基址，並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發現銅器窖藏。其他重要發掘還有：洛陽東郊西周王室鑄銅遺址，北京琉璃河燕國早期貴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銅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確的長篇銘文，為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系列考古發現，為中國歷史上這個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現已明確，中國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鐵技術，並且是生鐵鑄件和塊煉鐵鍛件同時出現。戰國時期鋼鐵生産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出現以塊煉鐵為原料的滲碳鋼製品。
建國以後，對集中代表夏商周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的列國都城，幾乎都作過勘察，對其佈局情況已有所了解。各地發掘的幾千座東周墓葬，是研究當時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和禮制變化情況的寶貴資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蠟法青銅鑄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編鐘、編磬和其他樂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戰國晚期錦繡衣物，突出反映出這個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52年來，發現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遠遠超過歷史任何時期。發現銅器銘文和竹簡、盟書的大量文字資料，既對文獻記載有著重要的補充，又使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得到加強。
西周考古的重點是對周人的早期都邑周原岐邑和文王、武王遷都後的豐鎬進行發掘。另外，對西周分封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都城、山西曲沃北趙村晉國晉侯墓地的發掘也獲得重大收穫。各地出土的眾多帶銘文銅器，為研究武王克商、營建成周、封邦建國，以及西周社會經濟、軍事組織、禮儀制度等重大歷史問題提供了許多難得的第一手文字資料。東周時期重要考古發掘成果也很多，其中對於一些高等級的王侯貴族墓葬的發掘，例如蔡侯墓、曾侯墓、中山王墓，所獲大量文物是深入研究先秦史的寶貴資料。
從夏初到西週末長達1200多年。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是中國歷史上有確切紀年的開始，此前的西周、商、夏的紀年，只能根據現存古代文獻推測出大概。近年來，隨著科學的進步，特別是考古學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及大量新材料的面世，終於為重新認識夏商周文化提供了新的機遇。“九五”期間國家組織“夏商周斷代工程”，聚集專家聯合攻關。夏商周時代的歷史文化遺址的發現及大規模發掘，為夏商周時期的歷史及其文明發展提供了清楚的脈絡，為中國屬世界文明古國的論點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據。通過對傳世和出土的文獻進行整理和研究，對其中的天文、曆法記錄進行計算推定了一些事件的年代；通過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分期研究，並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加速器質譜儀的碳14測年，將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對商代後期盤庾以下各王和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了比較準確的年代，對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了基本年代框架，特別是對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和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重要創新意義，提出了迄今最有科學依據的《夏商週年表》。作為“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已順利通過國家驗收，為深入研究華夏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三星堆遺址距今約5000年至3000年，是四川境內一處範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蜀文化遺址，也是四川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被評為我國20世紀十大考古發現之一。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出360平方米的古城、12平方公里的居住區、一批古墓和大批珍貴文物。在這批古蜀秘寶中，有許多光怪陸離、奇異詭譎的各類銅造型，有高2.6米的威儀凜然的青銅面具，“通天徹地”的青銅神樹，流光溢彩的金杖、滿飾圖案的邊璋等，都是前所未見的稀世珍寶。此後，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了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等4大古遺址。這些發掘證實，早在我國夏代以前，在成都平原就逐漸形成了我國原始社會分佈密集、規模龐大的古城群，並建成了大型的禮儀性建築和高大的城墻，形成了巨大的中心聚落，孕育著文明的因素。大量的考古證明，夏、商、周時期，古蜀族在成都平原創建的文明，比起中原毫不遜色，成為長江上遊文明的中心。（陶世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