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鄧州八里崗仰韶晚期聚落遺址：
刻符陶片，龍山文化：
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出土的鳥形神器：
彩陶豆，大汶口文化：
泥塑人像，紅山文化：
玉龍，紅山文化：
玉琮，良渚文化：
跨湖橋遺址出土石錛柄：
骨錐，仰韶文化：
近30年來，我國考古學者採用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方法，結合放射性碳素斷代考核，在對上萬個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發掘和研究的基礎上，確定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譜係框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體系。
新石器時代的研究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早期文化遺存的發現。1977—1978年，發現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和大地灣遺址。此後又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幾十處類似的遺存，它們分屬不同的文化系統，彼此又有一定的聯絡，並且與仰韶文化有因襲發展關係。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驅，使中國考古學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環日益銜接起來，對探討中國農業、畜牧業和制陶工藝的起源有重要幫助。
繼對仰韶文化及其同時代文化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和深入研究之後，考古學家又找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古代遺存，確認了距今約1萬年左右的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明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起源於距今1萬年以前。由於發現了距今1萬年前農作物的遺址，從而確認中國是世界重要的農業起源地之一。此外，還發現了後李—北辛文化、彭頭山—城背溪文化、興隆洼文化以及距今6000年左右及其以後的河姆渡、崧澤、大溪、屈家嶺、石家河、薛家崗等文化，基本廓清了中國史前文化的譜係。西安半坡、華縣元君廟與臨潼姜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等聚落遺址和墓地的發現，使中國考古學界對史前聚落形態、社會組織結構的研究更為深入，對史前經濟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01年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獲得重要考古發現，90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賈湖人已創造出相當發達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馴化程度明顯高於同期的長江流域的遺址。紅山文化的壇、廟、冢，良渚文化的祭壇和大量的玉禮器的發現，引起了海內外考古學家對中國文明起源的關注。
在長江流域和其它地區也曾發現年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幹欄式建築遺構和稻作遺存尤為引人注目，表明這些地方和黃河流域一樣，從很早的古代就有中華民族的祖先進行開發。在瞿塘峽以西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而且年代上早、中、晚都有，使得中華文明的起源，更加呈現多樣化的色彩。在青海民和喇家齊家文化遺址，新發現保存頗為完整的窯洞式結構房址和分佈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爐，提出聚落形態的新認識。2001年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盛煮過草藥的小陶釜，説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認識到自然物材的藥用價值，證實了“神農嘗百草”的傳説是中華民族藥文化的淵源。這個遺址，呈現了一個新的、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它的發現，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著同樣的重大意義。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又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共同組成豐富多彩的中華遠古文化。
青銅鑄造業的出現和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顯的進展。現有早期銅器標本的科學鑒定表明，中國至遲在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晚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比過去只知道殷墟銅器提早了好幾百年。為探討中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歷史進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和燦爛的殷墟文化之間的缺環連接起來。
自1989年以來，對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進行了10余次發掘，出土紅燒土排房、墓葬、器皿及陶器等文物1萬餘件。這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完整、最豐富、規模最大的史前建築遺存，被稱為“中國原始第一村”。一隻5000多年前的陶制鳥形“神器”在這裡出土，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原始社會大汶口文化遺址中最為完整的圖騰，被考古界稱為“驚天的發現”。
西藏卡若遺址出土的半地穴房屋、彩陶以及小米、家豬骨骼等，和黃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驚人相似，表明卡若文化源出黃河文化，卡若人從黃河走來。卡若文化的先民們，和中華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樣，胼手胝足，創造著古代文明。
2000年6月在山西襄汾縣陶寺村首次發現了堯舜時期的古城遺址，使中華民族國家起源的歷史提前了近千年。古城遺址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它完全體現出史學界公認的國家起源的三大標誌———文字、金屬器和城市。其後，在湖南寧遠縣九嶷山發現舜帝陵廟遺址，為“五帝”時代史斷代研究提供新的考古依據。接著，在陜西黃帝陵橋山附近又驚現一塊大隕石，對破解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去世之謎和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準確起始時間有重要意義。這些考古發現，將使三皇五帝的歷史被證實為信史。
華夏文明，生生不息，其起源與發展有著獨特的方式和途徑。華夏文明因何長盛不衰？怎樣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如何開啟世界古代文明？從這些考古成果中可以尋找答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極其浩繁而又激動人心的考古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被列入“十五”國家科技攻關重點項目。（陶世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