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謝洋 實習生 燕舞

　　雲南到北京，乘飛機只需兩個多小時，坐火車不到兩天，徒步行走得多久？這個問題，也許城市人一生中都無需面對。10月14日這天，一支來自雲南的馬幫隊伍，徒步趕馬進京，用雙腳告訴世人：這一路，需要5個半月───或者説，需要168天。

　　15日，北京老舍茶館，當馬幫隊伍的總馬鍋頭格達娜和其他5位馬鍋頭身著民族盛裝出現時，掌聲如潮。有人讚美，這一路再現了當年貢茶進京的盛事、復活了馬幫和茶馬古道；有人評論，這是一次壯觀的行為藝術、是行走文化流動的博物館。

　　18日，記者來到京城最大的茶葉集散地北京馬連道市場，拜訪大馬幫的成員們。

　　總馬鍋頭格達娜是此行中惟一的女性，今年已經47歲。6年前，她還是雲南省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交通局管理下的國營馬幫中的一員，她所在的“國家馬幫”，40年來一直為西藏與雲南交界的獨龍江峽谷運送糧食等物資。2000年，貢山通向獨龍江的公路全線開通，國營馬幫隨之解散，那段令人懷念的馬幫歲月，被導演郝躍駿定格在紀錄片《最後的馬幫》中，格達娜也因此為世人知曉。

　　格達娜的出名，並沒有給她的生活帶來多少改變。她從隊裏領到了兩匹馬，養馬、趕馬送貨仍是她最重要的勞作。不用趕馬時，她的活兒也排得很滿，這幾個月上山找菌子，下幾個月上山找礦，有時得翻山越嶺20多天。

　　經過近半年長途跋涉，格達娜顯得瘦削而憔悴，藏族人深褐色的皮膚，純真的笑容，讓人過目難忘。這是格達娜第一次到北京。這個大都市對格達娜來説，既熱情又陌生。趕了一輩子馬的她不識字，上廁所，也得有人幫忙指引。但她卻要不停地在各種紀念品上，用拙樸的筆跡簽上自己的漢語名字，忙得連跟旁人説話的空隙都沒有。

　　和格達娜同行的，還有她的兒子利勇和丈夫余正輝。利勇是這次年齡最小的趕馬哥，今年19歲。身材高大的他，遇到陌生人問話，紅撲撲的臉立刻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在利勇眼裏，還是家鄉好，因為，可以和夥伴們一起爬山，再説，老家的空氣，也比城裏好。

　　格達娜的丈夫余正輝在2000年以前，是“國家馬幫”的飼養員。在他眼裏，馬通人性。他一喊，馬就會很乖地停下，馱貨物較多的馬，余正輝會給它“開小灶”。余正輝覺得，外面的世界太複雜，還是伴著與他們相依為命的馬，心裏才踏實。

　　5個半月的跋涉，一段在外人看來浪漫如詩的行走，留給每個趕馬人的，卻是一路的辛苦、艱險，甚至是殘酷。

　　行前，馬幫成員對這一路艱險，沒什麼概念。可走過了，才知道，和在家鄉趕馬完全兩個樣。每天要不停趕路，不能停留，路途上的危險更是如影隨形。

　　施甸馬隊的馬鍋頭楊清友是全程都走下來的5位趕馬人之一，很多人在途中因生病或體力不支，不得不被後勤車拉上一程。

　　6月27日淩晨，馬幫在四川沐川縣駐地突遇洪水，馬鍋頭們從睡夢中驚醒，洪水把帳篷和一些隨行物品衝得老遠，所幸人和馬都沒有損失。8月底，途經陜西黃陵縣附近的公路時，馬幫遭遇車禍，54歲的馬鍋頭楊自祥不幸身亡，一匹馬被撞死。日前在京舉辦的馬幫文化展開幕儀式上，楊自祥之子上臺接受花環，他的臉上還隱約流露出剛剛喪父的痛楚。

　　趕馬人每個月的薪酬是800元，馬鍋頭是1000元。有人給他們算過，平均每走一步的酬勞不到一分錢。這樣一筆收入，在當地也可以通過別的方法掙到。然而，古樸山民一旦答應的事，他們就講誠信到底。

　　格達娜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一路上格達娜有過很多次後悔，她的大兒子剛結婚，兒媳又懷孕了，老母親80多歲了等著她照顧。可是她不懂得如何去拒絕，簽名簽到手軟了還得強挂著笑容。

　　近年，凡是和茶馬文化沾邊的文化産品，似乎都能紅火。伴隨此番馬幫進京，那神秘的茶馬古道，和這一段不可思議的堅韌行走，同樣引來了輿論熱捧。然而，那些關於舊時馬幫文化的傳説，在今日的這些趕馬人心中，卻已遙遠且模糊。“我之所以趕馬，就是不想讓我的孩子再繼續這種生活了。”楊清友這樣説。

　　在《最後的馬幫》的導演郝躍駿看來，馬幫畢竟是一種比較落後的事物，遲早會逐漸淡出這個社會，被這個時代所淘汰。

　　不過，更多的趕馬人更願意相信“馬幫不會消失”。儘管他們確實不願意自己的後代再繼續從事這項工作，但他們依舊覺得，總有交通不便的山區，需要趕馬人。

　　據説，這次活動的馬匹最後將在北京賣掉。但格達娜還是期望著，與她相依為命的兩匹馬能被她帶回去。“這些馬，應該回到屬於它們的固有生活環境和文化中。”郝躍駿説。

　　不同的人，對馬幫有著不同的解讀。但能肯定的是，經過精心策劃組織的進京馬幫，已不是當年的馬幫，如今的柏油路，也不再是當年的古道。在古老文化和現代文明的交會中，即使我們不情願，馬幫這種底層人艱難行走的文化，也終將漸行漸遠。

責編：白慶俠